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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战犯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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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7 17:1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到底是战争犯罪,还是刑事犯罪?此外还有:“南京大屠杀”适用新中国刑法?——基本上全都来源于英国?——可追诉小日本鬼子?——还能扯上时效等等啰!

  如要摆事实,那就不能信口开河啰!如要讲道理,那更不能信口雌黄嘛!必然就需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啦!如此而来,毫无疑问乃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啦!信马由缰看似小清新,难免失之于肤浅噢!

  应当清楚:世界格局的形成、演变,为大国力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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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时期(1512年)

  汉伐匈奴后,西迁的阿拉提灭了西罗马;同样的历史在唐代上演,西迁的突厥灭咧东罗马。被已湮灭古罗马帝国曾视为蛮族的:斯拉夫人建立了第三罗马帝国(莫斯科),日耳曼人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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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布拉格历史上有名的掷出窗外事件
迅疾点燃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欧洲大混战

  1618年5月23日,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权利且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人冲进王宫捉住斐迪南二世的两个钦差,并按照波希米亚人惩罚叛徒的习惯,毫不客气地将之从20多米高的窗台上扔了出去后坠入濠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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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标志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

  1618-1648的30年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整个欧洲悉数卷入)。从一开始为宗教而战,到最终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迄今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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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英伦的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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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欧洲的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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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战役

  历经克伦威尔横扫的英伦(终以“光荣革命”收尾)、称霸欧洲的拿破仑帝国(兵败滑铁卢)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在维也纳召开和会,在欧洲大陆上建立恢复新均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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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和会

  各国都派出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出席会议,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打算而来,在歌舞升平的背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实际上起最大作用的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亦基辛格所推崇的均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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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从此以后,世界格局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过度到维也纳体系,一战结束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也就是美苏争霸、划分势力范围的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

  应当清楚:英美属海洋法系,特征是判例法非成文法

  中国文明早熟,史上首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是李悝《法经》,“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盗贼两篇法典之首;后商鞅徙木为信,改法为律。汉武时董仲舒倒有过春秋决狱二三二事早就已开判例法先河啦!

  若稍有西方法制史常识,哪怕就是略知一二的话,应知来源于古罗马法的西方分为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类。前者以英美为主,特征是判例法;后者以法德为主,特点是成文法。两股道的车走不到一起嘛!

  坊间俚语,古中国擅长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古印度擅长处理人和魂的关系,古罗马擅长处理人和物的关系。古罗马法分人的法和物的法(奴隶和女子在罗马法中属于物)。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拿破仑法典》,总共分为三大部分,2281条法律条文。

  《拿破仑法典》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由此可见, 《拿破仑法典》是私法、是民法。法国刑法典,最典型是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不为罪,与英美的判例法并不是一个路数。

  应当清楚:国际法鼻祖为格劳秀斯,国际法院在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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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鼻祖为格劳秀斯(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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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

  15世纪末,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西班牙率先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迅速成为最大的殖民国家。其后,荷兰垄断世界贸易,成为“海上马车夫”,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为17世纪最强大的国家。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大规模扩军备战并加紧纠集军事同盟。俄国因国内经济困难等原因,在大国争霸中力不从心。俄皇尼古拉二世为赢得时间和限制对手,于1898年8月倡议在荷兰海牙召开和平会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于1899年5月18日~7月29日在海牙举行。会议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战争法规编纂方面签订了3项公约和3项宣言。

  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后,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斗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15日~10月18日在海牙召开,包括第一次海牙会议全体参加国在内的44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一次海牙会议的继续。

  《海牙公约》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公约、宣言等文件的总称。亦称"海牙法规"。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会议所编纂的公约许多至今仍然有效,为嗣后战争法的编纂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在战争中实行人道主义原则起了促进作用。

  二战后,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最高统帅部案”中,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抗辩,检察官就通过援引格老秀斯的相关论述来驳斥称,每一国家不仅有权惩治加害于本国及其国民的行为,还有权惩治那些以严重违背国际法的方式加害于他国及其国民的行为。

  应当清楚:战争犯罪首先是反国际公约和惯例的行为

  一般而言,国际法主要是指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是准据法,实质上主要规定何国管辖和适用何国法律),国际公法主要由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构成。比如,双方交战不斩来使,就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长期有效实践于交战各国的一个国际惯例。

  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从而扩大了战争犯罪的范畴。过去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往往逍遥法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曾提出审判德皇威廉二世和其他德国战犯的要求,但未实现。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26 日的莫斯科会议规定 ,发表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内容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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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5条规定,战争犯罪包括3类: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犯人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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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欧洲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还特别规定:原则上被告的官方地位,不问其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门之负责官吏,不应视为使彼等免受或减轻惩罚的理由;政府或上级命令,也不应成为免除被告责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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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展厅里,展陈着南京审判的史料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方开始对日本战争罪犯展开审判。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在南京、北平、广州、上海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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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审判

  1956年4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同年6月9日~7月20日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对关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处。



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法庭,那些战犯最后大多数都是抗罪的,还要维护所谓的军国主义
但是新中国惩办的战犯没有一个抗诉的,没有一个不认罪的

  新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关押在两个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一共1109名。在抚顺的大部分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在对关东军作战中的战俘,969名,另一个是1949年咱们解放太原以后抓的那些阎锡山留用的日本人,抓了140个。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17:31:01 | 显示全部楼层

战后的战犯审判与普遍管辖权。。。

  
  原创:宋杰 国际法大视野

  二战后战胜国对于非主要战争罪犯的审判,适用的主要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所颁发的第10号法令。各国基于此法令所进行的审判,按照大赦国际的统计,总数要超过1000起,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基于普遍管辖权进行的。

  总体而言,战后国家在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过程中,相关实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一类是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而无论是间接援引还是直接援引,纽伦堡军事法庭都予以了含蓄认可。纽伦堡军事法庭在解释盟国作为占领当局,有权以《伦敦协定》为依据来为德国制定相关立法时指出,“(协定)签署国创设了本法庭,为本法庭制定了适用的法律,以及审理所需遵循的规则。而就所制定的这些法律和规则而言,每一个签署国是有权单独制定并适用的。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有权创设特别法庭以适用其所制定的相关规则。”这实际上意味着,每个战胜国都有权在本国创设适用于战争罪犯审判的本国法庭,以及法庭应予适用的相关规则。而当有关犯罪并未发生在本国领土内,受害者和犯罪者均不具有本国国籍时,国家所创设的法庭及由此所展开的审判,当然就需要建立在普遍管辖权的基础之上。国家之所有此权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尽管那些本国国民遭受到直接影响的国家(在审判战争罪犯问题上)享有基本利益,所有文明国家在此事项上却也同时享有非常实在的利益”,因为违背战争法的相关犯罪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而对于此种违背,所有国家均享有普遍性利益,都有权关注”。

  在国家的实践中,美国对战争罪犯审判的实践极具特色。

  一方面,在某些案件中,美国明确地提到了普遍管辖权。例如,在哈达马尔案中,由于相关犯罪发生在德国,受害者、犯罪嫌疑人均不具有美国国籍,因此,被告质疑美国是否拥有管辖权。美国军事委员会对此质疑予以了驳回。其指出,“最近详细讨论的被称为‘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理论,已经获得了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支持。根据此理论,依据国际法,每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有权惩治海盗犯罪,还有权惩治处于其监控下的战争罪犯。而在惩治此类战争罪犯的时候,相关国家是不需要考虑受害者的国籍,或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特别是,不需要考虑相应犯罪是基于什么原因、在哪里发生的。不受制于这些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的话,相应的犯罪就不会受到有效惩治。”同样,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案”中,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抗辩,检察官通过援引格老秀斯的相关论述来驳斥称,每一国家不仅有权惩治加害于本国及其国民的行为,还有权惩治那些以严重违背国际法的方式加害于他国及其国民的行为。对于这样的加害于他国及其国民的行为,每一国均有权行使普遍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为了论证自身的普遍权的“理论依据”,在缺乏先例可予借鉴的情形下,是通过与海盗相类比的方式来确立对相应罪行的普遍管辖权的。

  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个案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及普遍管辖权,却间接地论证了自身所行使的管辖权正是普遍管辖权。例如,在“李斯特案”中,尽管相关犯罪的受害者为希腊、南斯拉夫、挪威、阿尔巴尼亚等国人,美国依然对其进行了审理。美国军事法庭指出,“一项国际犯罪是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犯罪的行为,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基于正当理由,相关犯罪就不应完全排他地由该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管辖。就一项战争罪行而言,此罪行的内在本性就足以让控制该罪犯的战胜国法庭有权审理之。”在本案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普遍管辖权,却提及到了犯罪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并认为,对于这样的犯罪,每个国家都有权审判。同样,在“上海审判”中,美国军事委员会驳回了美国无域外管辖权的论点。军事委员会指出,“某项战争罪行……并非是违背某一国家法律或刑法的罪行,而是违背国际法的一项罪行。有关战争的规则和惯例是普遍适用的规则和惯例,是不受国家法律和边界的局限的。那种认为只有犯罪地国家才有权管辖的观点是没有依据和不能被接受的。”

  美国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对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实践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在部分案件中,美国将其扩及到了自身参加战争之前所发生的相关犯罪。例如,在“约瑟夫案”中,被告被控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1941年12月11日),涉嫌对几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俄罗斯人犯有战争罪行。军事法庭在审理中认为,两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是“战争罪行”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却并非一国对违背战争法规和惯例罪行进行审理和惩治的必要条件。被告在美国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之前犯有这些罪行的事实,不能构成美国有权审理并惩治之的阻却条件。

  英国的实践与美国类似,亦存在着直接和间接援引普遍管辖权这两种情形。

  首先看直接援引的情形。在阿尔米罗案中,军事法庭在解释自身管辖权时指出,“根据针对战争犯罪的普遍管辖这一普遍性理论,每一国家均拥有对处于其掌控下的海盗犯罪和战争犯罪的国际法上的管辖权,并基于此而惩治之;国家在行使此种管辖权的时候,是不需要考虑受害者的国籍或犯罪行为的发生地的。”此论点在“齐克隆案”和桑德科案中再次被重申。显然,同美国一样,英国也是通过与海盗罪的类比来论证和确立自身的普遍管辖权的。

  而在另外的一些个案中,英国军事法庭则没有直接提及普遍管辖权。例如,在1947年针对两名日本战犯的“眉苗审判”中,军事法庭尽管确立了管辖权,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普遍管辖。类似实践还存在于在新加坡针对日本战犯Tomono Shimio的审判中。就法国而言,一方面其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案例极少,另一方面,即使行使,也是以间接的方式来行使,在审判实践中不直接提及普遍管辖,如其军事法庭在1947年所审理的“蒙特案”,以及“瑞思金案”。

  另外一些国家尽管也确立了对战争罪犯的普遍管辖权,并基于此而在实践中启动了对相关战争罪犯的刑事追诉机制,但受限于证据的难以获取,结果最终很少做出定罪量刑的实体判决,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相关实践。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没有相关实践,却在战后制定的相关法律中保留了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可能性,从而为相关审理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例如,中国于1946年制定了《战争罪犯处理条例》。根据条例第7条的规定,条例同样适用于针对盟国及其盟国国民的相应战争罪行,而没有限定相应罪行是否一定要在中国领土内或中国控制下的领土内发生。类似的还有挪威。挪威于1946年12月13日制定了第4号法令,即《外国战争罪犯惩治法》(Punishment of Foreign War Criminals)。根据该法第1条的规定,其不仅适用于侵犯挪威利益的战争犯罪,也适用于侵犯盟国利益等的战争犯罪。

  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如以色列、前苏联等国家外,其他多数国家针对二战中战争罪犯的追诉努力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冷战战幕拉开之后,属于西方阵营的多数国家很快就失去了追诉战争罪犯的政治意愿。不仅如此,部分国家甚至还帮助某些战争罪犯逃避追诉,赋予他们以新的身份,甚至雇佣其从事情报等相关工作。其中最典型者,当数美国在远东有关日本战争罪犯审理政策的转变,以及此种转变对其他盟国的显著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17:31:23 | 显示全部楼层

战后的战犯审判与普遍管辖权【续】。。。

  
  1947年年中,盟军驻日本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就已督促各盟国不要再进行战争罪行审判。英国很快就对此“敦促”做出了正面回应。1948年4月12日,英国内阁海外重建委员会决定,自1948年8月31日起,“不再审理新的战争罪犯”。三个月之后,英国又给英联邦各成员国发了一封秘电,建议各该国自8月31日起,“不再审理新的战争罪犯”。加拿大7月22日回电,称自己对此“没有评论意见”。

  盟国不仅失去了对日本战争罪犯继续进行审判的政治意愿,对于意大利战争罪犯,同样也缺乏相关意愿。尽管根据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的调查确认,至少有超过1200名意大利战争犯罪嫌疑人涉嫌在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犯下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最终受到审判的却很少。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盟国帮助甚至庇护战争罪犯的相关事实被更多披露,民众对此的反感情绪被激发。在此背景下,处于自身“正面”形象建设的考虑,第二波针对战争罪犯的调查和公诉行动开始出现,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先后出现了针对战争犯罪的新的普遍管辖实践。

  1.以色列的相关立法与实践

  以色列于1950年制定了《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治)法》(下称法案),规定了针对反人道罪、战争罪和反犹太人罪的普遍管辖权。法案具有溯及力。法案在适用中所涉及到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两个:“艾希曼案”和“德米亚纽克案”。这里主要介绍后者。

  “德米亚纽克案”。被告原是一名乌克兰红军。被德军俘获后,自愿为德国纳粹服务,在波兰帮助德国实施消灭犹太人计划,涉嫌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和反犹太人罪。自1951年期,该嫌犯就在美国居住。后根据前苏联利用德国档案所披露的资料,其所犯罪行被发现。在此背景下,美国将相关信息通报给以色列。与此同时,美国通过自身法律程序剥夺了其获取的美国国籍。以色列在确证了其身份和罪行之后,随即向美国提出了引渡请求。对于该引渡请求,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以色列有权根据国际法对德米亚纽克行使刑事管辖权。以色列在法案中所确立的普遍管辖权获得了美国的承认与配合。

  1986年2月26日,该嫌犯被引渡至以色列。1988年4月25日,德米亚纽克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由于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成功,德米亚纽克被释放并于1993年回到美国。尽管其随后被遣送回德国并受到审判,但至其2012年死亡时为止,其尚未被最终“定罪量刑”。尽管如此,以色列依然通过自身实践展示了其惩治二战战犯的决心。

  2. 澳大利亚的相关立法与实践

  澳大利亚于1945年10月11日制定了《战争罪法》。根据该法序言和第7节的规定,该法适用于自澳大利亚卷入战争之后,“无论在何地实施的、无论是否在澳大利亚境内实施的、针对英国臣民或任何与女王陛下在任何战争中结盟或联合的国家的公民以及针对任何时候在澳大利亚居住的人实施的战争罪。”1988年,澳大利亚对本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法律第11节规定,“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或居民才能够根据本法律受到刑事追诉。”至于犯罪时是否是澳大利亚公民或居民,则在所不问。

  1945年法案通过之后,澳大利亚尽管也据此启动了部分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犯罪的追诉程序,行使了普遍管辖权,但正如前文指出的,受限于证据获取的困难,以及系由军事法庭进行,大多“只开花不结果”。此种状况到了80年代后开始“有所改观”。“玻利科维奇案”即为典型。

  被告玻利科维奇涉嫌在1942-1943年中犯有战争罪。二战后,其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1988年,澳大利亚根据修改后的《战争罪法》对其提起公诉。随后,被告以“《战争罪法》第9节涉嫌违宪,因而无效”、“相应行为实施时,澳大利亚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将一个非澳大利亚人在乌克兰所为的相关行为界定为犯罪”为由,提起上诉。1991年8月14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就此上诉做出了否定性裁决。裁决指出,1988年法案首要和实质性的规制对象是发生在澳大利亚之外的战争犯罪,尤其是二战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犯罪。根据法案规定,只有某人在遭受到指控时是澳大利亚国民或居住在澳大利亚,法案才能适用。显然,根据法案规定,行为人在实施法案所规制的犯罪行为时,相关犯罪与澳大利亚没有相关联系。1988年法案并没有构成对宪法第51(6)和51(14)节有关“外部事项权力”的违背。在行使制定“外部事项”法律的权力时,宪法并不要求澳大利亚在相关主要事项上享有利益,而仅要求事关澳大利亚的利益或关切。

  3.加拿大的相关立法与实践:芬塔案

  1987年,加拿大通过了修改刑法、1976年移民法和国民法的修正案。修改后的法案规定,凡犯有战争罪或反人道罪者,如果在为相应行为时,该行为在加拿大被视为是一种犯罪,那么,该犯罪得视为是在加拿大所为。制定此修正案的目的,即在于呼应民众有关审判纳粹罪犯的呼声,因为加拿大民众不愿加拿大成为纳粹战犯的“庇护国”。芬塔案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被告芬塔是一个匈牙利人。1944年,其在匈牙利针对犹太人涉嫌犯有反人道罪和战争罪。1947年,被告曾在匈牙利法院被缺席指控。但受限于法律时效,当时并未被判处刑罚。1951年,被告获得加拿大国籍并从1956年开始定居于加拿大。1987年12月1日,加拿大多伦多公诉人根据刑法典第7(3.71)节的规定,对其发起了刑事指控程序。在庭审中,应被告律师的要求,审案法官向陪审团出示了被告在匈牙利受审时的相关录音和录像证据。在定罪事项上,审案法官决定将被告是否构成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问题留给陪审团决定。1990年5月22日,评审团一致裁决,针对被告的指控不成立,被告无罪释放。公诉人随后上诉但被驳回。

  此案随后被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4年3月24日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尽管驳回了上诉,但还是再次确认了加拿大对被告的管辖权。法院指出,如果一项犯罪行为损及了国际法律秩序,普遍管辖原则是允许一个国家对其管辖的,即使相关犯罪是由他国人实施的,受害者也非本国人。根据《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g)节的规定,加拿大有权基于习惯国际法来对战争犯罪进行公诉,而不论相应行为发生于何地、何时。

  4.英国的相关立法与实践:萨沃尼奇案

  英国于1991年制定了《战争犯罪法》。该法第1节规定,如果某人在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6月5日期间,在德国或德国占领地区涉嫌谋杀,违反了战争规则和惯例,并且,自1990年3月8日始,该人即在英国居住,则不论该人国籍为何,均应适用该法。萨沃尼奇案的审判即是根据本法案进行的。

  被告萨沃尼奇在二战期间涉嫌作为纳粹同伙谋杀犹太人。战后,其移居英国并获得英国国籍。其犯罪行为直到1993年才被发现。随后,其被指控违反了《战争犯罪法》。在审判过程中,英国法院根据该法案,认为自身管辖权不存在任何问题。随后,该被告被陪审团裁决犯罪成立并判处终身监禁。萨沃尼奇随后以法庭将目击证人证言作为定罪的首要证据、证据不充分为由提起上诉。2000年2月10日,法院驳回了其上诉。2005年,被告死于狱中。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17:37:58 | 显示全部楼层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作者:饭游记

  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被迫投降。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也分别于1945年7月和8月被迫投降。由德、意、日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它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为了惩处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罪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德日法西斯分子进行军事审判,由于这两个法庭分别设在德国的纽伦堡市和日本的东京市,史称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纽伦堡审判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史称《伦敦协定》,此后又有20个国家参加了该协定。

  《伦敦协定》是审判德国法西斯分子的重要法律性文件,在该协定的附属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审判条例以及法庭的任务、职能等内容,审判条例规定由缔约国起诉代表组成起诉委员会,战犯首要名单由委员会确定,对战犯的起诉理由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审判地点选在德国纽伦堡市,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分子的巢穴,纳粹党在此召开过多次党代会。昔日被希特勒称之为帝国党代会之城的纽伦堡如今成为审判纳粹分子的法庭。在开庭之前,盟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和收集取证工作,集中的各类证据、证物总量超过千吨。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专门负责审判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法院的正义宫宣布开庭,受到起诉的首要战犯共24名。

  由于鲍曼仍未被缉拿归案,莱伊在狱中畏罪自杀,克虏伯获准暂不出庭,实际被带上法庭的只有赫尔曼·戈林、约翰·里宾特洛甫、威廉·凯特尔等21名被告,这21名战犯都是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的重量级人物,对于纳粹的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起诉书除了对首要战犯进行起诉外,还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时期的有关集团进行了起诉,被起诉的集团有: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德国纳粹党党卫队、德国纳粹党冲锋队、德国内阁、参谋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审判从1945年11月20日开庭到1946年10月1日闭庭,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审理。在此期间,法庭共开庭403次,传讯200多人出庭作证,收到律师提交法庭的书面材料30万条。大量的证人证言和起诉材料详细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

  在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不仅强迫近千万的平民和战俘从事各种苦役,还对平民进行大肆屠杀。

  据统计,仅在波兰,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平民就多达530万,占波兰人口的近七分之一。

  为了快速屠杀犹太人,德国法西斯在奥斯维辛等许多集中营中建立了被称作瓦斯杀人工厂的毒气室,据估计被毒气杀死的犹太人超过250万。

  1946年9月30日,法庭宣读长达250页的判决书,12名首犯被判处绞刑。

  “法西斯主义对被迫害的人民发动了战争,法西斯主义者侵犯了我们的人道和XXXX,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要拿起剑为人类的和平安定而战。”

  他们是:

  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陆军元帅及帝国元帅戈林、

  希特勒外交政策顾问里宾特洛甫、

  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

  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施特莱歇尔、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约德尔、

  奴隶劳工全权负责人绍克尔、

  任波兰占领区总督时参与大肆屠杀波兰人的弗兰克、内政部长弗利克、

  参与最后解决犹太人行动的保安总局局长卡尔滕布龙纳、

  德国驻奥地利荷兰占领区头目赛斯·英夸特、

  希特勒的秘书鲍曼,

  其余被告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无罪释放。

  在对集团的起诉书中,最终判决: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为犯罪组织。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开始行刑,刑场设在纽伦堡监狱的死刑室。1点11分,里宾特洛甫首先被套上绞索,接着其余10名死刑犯也一个接一个被绞死。戈林在行刑前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的氰化钾而自杀。纳粹德国的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日本法西斯投降后,同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盟国的这一授权正式拉开了惩处日本战犯的序幕。

  1946年2月,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其他被任命的法官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任命的首席检察官是美国律师约瑟夫·基南。

  “特别是一些我们民族的有争议的条约、担保和协定、我们共同的伙伴关系,并且应当并将要受到多年的惩罚,要让不同地方的谋杀犯、异教徒、海盗和抢劫犯受到惩罚。我们不能容忍它和正义的共存。”

  其实,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美军进驻东京后不久,麦克阿瑟便立即组建了战争罪行调查局。

  1945年9月10日,该局确定第一批应逮捕的38名战犯嫌疑人名单。

  1945年9月11日,美国宪兵奉命前往排名第一的东条英机宅邸实施逮捕。

  东条英机自知罪大恶极,拿起准备好的自动手枪对准事先用碳笔标明心脏位置的地方抠动了板机,由于他长了一颗细长的畸形心脏,子弹并未击中要害,东条英机未能逃脱被捕和受审的下场。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后不久,企图逃脱审判的杉山元元帅、前东条内阁的厚生大臣小泉亲彦、前近卫内阁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曾任天皇侍卫长的本庄繁大将、曾三次组阁对侵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近卫文麿等相继自杀。

  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以盟国的名义把起诉书送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认定,东条英机等28人为甲级战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平治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滕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火田俊六、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1946年5月3日10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就设在日本陆军省的军部,庭长室设在原东条英机的办公室。

  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共列举出55项罪状,其中第27项罪状是对中国实行侵略罪。对起诉书的指控,28名罪犯均辩称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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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理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4月16日结束,在长达两年之久的审判时间里,共开庭818次、419人出庭作证、779人提供证书或证言、受理证据4336份。无数证据表明日本法西斯在战争期间对中国和很多亚洲国家都犯下了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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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被占领土到处烧杀抢掠,例如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用各种残暴的手段疯狂进行血腥大屠杀,甚至进行杀人比赛,遇害平民达30余万。1948年11月4日,韦伯审判长对25名甲级战犯宣读最终判决,判决书详尽列举了各罪犯的罪状,长达1231页。

  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他们是:

  掌握军政大权、指挥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被告东条英机,鉴于你所犯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绞刑”;

  曾任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制定发表企图吞并中国和东南亚政策广田三原则的广田弘毅,“被告广田弘毅.....”;

  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伪满州国和汪伪政权、陆军航空总监的土肥原贤二,“被告土肥原贤二......”;

  曾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侵华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被告......”;

  曾任侵略中国济南的日军师团长、侵略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参谋长、侵略缅甸方面军司令官、被称为缅甸屠夫的木村兵太郎,“被告......”;

  曾任侵华方面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被告......”;

  曾任关东军参谋、侵华方面军副参谋长、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武藤章。

  其他战犯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参与策划侵华战争的文部大臣、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日本反动组织大日本青年觉统领、翼赞政治会副会长桥本欣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侵略台湾的台湾军司令官、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佃俊六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并亲自指挥侵华的平沼骐一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伪满州国国务院总务长官、东条英机内阁书记官长、直接参与侵华星野直树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华北开发总裁、东条英机内阁大藏大臣贺屋兴宣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文部大臣、内务大臣木户幸一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总理大臣、“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任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海军中将冈敬纯被判处无期徒刑;

  陆军中将大岛浩被判处无期徒刑;

  陆军中将佐藤贤了被判处无期徒刑;

  东条英机内阁、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外务省顾问、众议院议员白鸟敏夫被判处无期徒刑;

  “关东军”司令官、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东条英机内阁、国务大臣铃木贞一被判处无期徒刑;

  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48年12月23日,东京时间零点至零点30分,在东京巢鸭监狱院中,对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了绞刑。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庭的形式惩处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战犯,通过这两个(法庭的)审判使德日法西斯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在肯定审判的正义性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存在着对日本法西斯惩处的不彻底性。”

  由于美国直接操纵东京审判,包庇日本战犯,致使日本法西斯的最高统帅天皇的战争责任未受到追究,这不仅对众多受害国是极其不公平的,同时,也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祸根未能彻底铲除。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右翼势力十分嚣张,政府高官参拜供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以图篡改历史、抹去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

  尽管东京审判不尽人意,但这两次世纪大审判还是惩治了恶魔、伸张了正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远东军事法庭和南京法庭,那些战犯最后大多数都是抗罪的,还要维护所谓的军国主义
但是新中国惩办的战犯没有一个抗诉的,没有一个不认罪的

  新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关押在两个地方,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一共1109名。在抚顺的大部分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在对关东军作战中的战俘,969名,另一个是1949年咱们解放太原以后抓的那些阎锡山留用的日本人,抓了140个。苏联当时移交了一部分档案,我们1956年6、7月审判形成了部分档案,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绝大多数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这些也形成了中归联档案。
  
发表于 2019-9-7 19:26:44 | 显示全部楼层
用起诉时效来说明的目的,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追究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责任,为蒋介石招魂。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23: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善救人者无弃人:用《论持久战》改造日本战犯收奇功。。。

  
  来源: 察网 作者:  周桂香 [日]石田隆至

  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千名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思想出现根本转变,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从而拉开了日本战犯认罪与反省的序幕。1956年起,日本战犯陆续获释回国。此后,这些曾经的战犯一直从事“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促使他们转变认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战略理论的学习是重要契机之一。管理所工作人员也在学习、运用《论持久战》的过程中受到了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位于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一批日本侵华战犯。他们在管理所接受教育,实现了对侵华战争的认罪和反省,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开始陆续获释归国后,这批曾经的战犯成立“日本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改称“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站在战争加害者的立场上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虽然经常遭到各种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中归联”的大部分会员始终坚持活动,直至2002年因年龄过大而不得不解散其总部。“中归联”山阴支部则拒绝解散,并更名为“山阴中归联”,如今健在的会员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5岁,却仍然坚守信念,与年轻一代共同开展活动,努力培养接班人。

  纵观“中归联”的历史,可分为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蔑华观”的形成、战犯管理所时期的思想转变,以及获释回国后在日本社会实践其新思想等三个阶段。这批战犯如何能在短短六年间转变对中国、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并且将这一认识贯穿整个后半生?近30年来,笔者和我们的团队一直跟踪调查中方原管教人员和“中归联”原日本战犯的情况,力图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即拟根据亲历者们的回忆,以及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年的工作总结、“中归联”活动记录等一手史料,还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和方法,探究日本战犯思想转变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相关研究回顾

  在中国,研究日本战犯教育改造问题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新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政策、部分战犯的供词以及战犯管理所管教人员的回忆录、接受采访的记录等。初步的学术研究始于21世纪,主要论述审判、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和意义。只有少数文章对日本战犯的思想转变情况进行了学术性的研究。例如,程凯的《“双重战后”与改造事件》深入解读了日本战犯在中国接受思想改造和审判的历史,尤其关注冷战背景对战犯改造历史叙述的影响。作者指出:思想改造既针对战犯,也针对受害者,许多被害者当面宽恕了加害者;而对于加害者,中国方面强调思想与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意识到受害者的感受”,“这其实是比法庭审判更具真实性和彻底性的清算”。不过,作者并未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性考察。又如,2012年末,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成立,并将中日两国有关日本、伪满洲国战犯审判和教育改造的研究成果汇编成《教育改造战犯研究》第1辑(内部发行),这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此外,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齐雪的学位论文《新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研究——以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例》认为,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符合“正义终将战胜非正义”的历史规律,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精神有很大关系,同时,管教人员的献身精神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上述条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它们只是日本战犯转变思想认识的“外因”,其心理因素即“内因”显然更值得关注。正如有学者呼吁的那样:中国审判与改造日本战犯的研究需要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因为目前尚较少有人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日本战犯从抗拒到认罪,再到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心理变化……

  在日本,“中归联”以组织和个人的形式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以组织形式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私たち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か——元日本人戦犯の記録》,三一書房1987年初版,新風書房1995年再版)和《战犯们回国的后半生——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四十年》(《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国帰還者連絡会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年)。前者已有中文版(吴浩然、李锡弼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书中详细记述了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情况和思想转变过程。在“中归联”原战犯回忆自身认罪过程的个人著作中,岛村三郎的《中国归来的战犯》(《中国から帰った戦犯》,日中出版,1975年)和富永正三的《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水曜社1977年初版,影書房2010年再版)等细致地描写了作者感情和认识的变化过程,较有代表性。

  日本学术界对“中归联”原战犯认罪过程的研究,以精神医学家野田正彰的《战争与罪责》(《戦争と罪責》,岩波書店,1998年)为代表。该书已被译成中文(朱春立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作者对“中归联”原战犯反复进行面对面调查,从精神病理学的视角阐明在战前日本社会和军队中,人的感情被压抑的情况,进而指出:感情僵化的战犯们在恢复丰富感情过程的终点实现了认罪。笔者之一(石田隆至)在野田正彰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归联”会员进行访问调查,对其认罪体验和归国后生活历程的多样性展开研究,并发表了《从回报宽大到承担战争责任——以某原士兵“永无止境的认罪”为例》(《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3月)等多篇研究成果。

  此外,丰田雅幸的《中国的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从严惩主义到“宽大政策”》(《中国の対日戦犯処理政策:厳罰主義から“寛大政策”へ》,《史苑》第六九巻合併号,2009年)和大泽武司的《超越“人民的义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战犯政策》(《人民の義憤を超えて——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対日戦犯政策》,《軍事史学》第四四巻第三号,2008年)虽标榜实证主义和客观性,但认为新中国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将战犯政策作为“外交牌”,同时,他们没有对战犯认识、感情的转变做出分析和阐述。高尾荣司的《改造“天皇的军队”——毛泽东隐形的儿子们》(《“天皇の軍隊”を改造せよ——毛沢東の隠された息子たち》,原书房,2012年)一书虽罗列多篇参考文献,但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历史及工作人员思想的论述基本与史实不符,与其说是科学研究,倒不如说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宣传作品。

  二、总体情况概述

  1950年7月,中国接收了苏联移交的969名日本侵华战犯,将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批战犯涵盖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各个阶层:多数成员是下士官、士兵等侵略战争前线的直接参与者,亦有负责中国社会“治安”的宪兵、警察,有承担作战指挥任务的下级将校至旅团长、师团长,有伪满洲国各级行政指挥者、政策执行者以至最高行政长官,还有细菌部队和情报机要人员。

  尽管在侵华战争中的分工千差万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些日本战犯都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依法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36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20年不等;对其余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

  从1950年到1956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大批集中关押日本战犯的六年时间,可以根据战犯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拒不认错和嚣张反抗(1950年7月至1951年春)。被关押的日本官兵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战犯”身份,而且还赤裸裸地表现出对中国政府及人民的蔑视,持续地对抗管教人员的管理和教育,气焰极为嚣张。

  2.通过学习认识战争性质(1951年春至1954年3月)。伴随着中方在生活、管理方面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和耐心教育、感化,加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日本战犯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开始要求学习,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最终大部分人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本文即主要围绕这一阶段进行阐述。

  3.经过侦讯开始诚恳认罪(1954年3月至同年秋)。战犯们虽然对战争的侵略性质有了初步认识,但尚未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属于战争犯罪。为此,中方开展了侦讯工作,并领导战犯发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直持续到绝大部分战犯诚恳认罪。

  4.集中表达悔罪心情(1954年秋至1956年夏)。为深化在前一阶段中获得的“受害者意识”,即站在中国受害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加深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中方组织战犯开展各种文艺创作、演出等文化活动。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23:20:21 | 显示全部楼层

善救人者无弃人:用《论持久战》改造日本战犯收奇功【续】。。。

  
  三、几个前提条件

  日本战犯对自身罪行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多种多样,下文将要详述的对《论持久战》的学习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契机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以下几个因素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对管教人员的心理认同

  新中国政府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精心调配了工作人员。从“中归联”会员的回忆材料看,战犯思想的转变与其对管教人员的认同密切相关。

  1950年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的史良为组建抚顺战犯管理所选拔干部事宜来到大连,通过接触和了解,认为时任旅大地区关东高等法院劳改处处长的曲初较为合适,因为他从事教育改造罪犯工作比较早。当年5月,曲初先期到达抚顺就任管理所副所长并主持工作。他在管理日本战犯方面的主张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使用报复主义,我们胜利了的中华民族,关押日本军国主义战犯,这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笔资本。我们教育他们,首先以政治思想方面的攻势来摧毁其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气焰,然后进行思想改造教育,使他们认罪服法。他们一旦认识了真理,他们在国际法庭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说服力,比我们说的强百倍”。7月28日,日本战犯入所后的第一次大会上,曲初向战犯宣布监规纪律时指出:“你们之中有职位高的和职位低的,但大的有大的罪恶,小的有小的罪恶,不管大的小的都是战犯”。同时,他为战犯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改造思想,认罪服法,争取光明的前途……”曲初的讲话对稳定战犯情绪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始终突出思想教育。

  曲初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首任副所长,首任所长则是原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他是随后才到任的。此外,管理所成立初期的工作人员还有:管教科科长王枫林,总务科科长张实,所务会秘书王永生,日语翻译兼管教金源、谢连璧、吴浩然、张梦实等。其他工作人员及看守人员来自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公安三师等,共百余人。

  其中,负责尉级及以下战犯管教工作的吴浩然,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营指导员,会说日语。他调查了战犯们的具体情况,并发挥在部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通过跟战犯谈心,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与交流。1950年11月,吴浩然在呼兰监狱率先组织尉级及以下战犯开展诉苦运动,一部分战犯联想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痛哭不止,思想感情开始发生变化。就这样,吴浩然从下级士兵中找到了突破口,为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以及后期大规模开展的认罪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深入的思想调查和初步的悔罪教育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日本战犯初期,一方面,战犯疯狂打监闹监,态度傲慢、不可一世。他们仍旧像侵华战争时期那样,蔑视、敌视中国人,经常做出挑衅行为。另一方面,管教人员多为转业军人,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大老粗”,有的仅小学文化程度,更多的只是在部队接受了一些教育。工作上,管教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方针,既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战犯们的民族习惯。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当事人”——其本人或家人曾经惨遭日军伤害。战犯与管教人员之间实质上处于严重的情绪对立状态。

  要想改变上述情况,必须摸清战犯的思想状况。于是,管理所决定由懂日文的管教人员深入各监室与战犯沟通,进行调查,不懂日文的管教人员则与懂中文的战犯交流。战犯们对此是配合的,因为他们希望从中了解情况,探明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看法及处理意见。

  通过调查,管理所了解到,战犯中曾担任一定官职的人员多为日本高等学府毕业的知识分子,普通士兵则大多是底层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不仅出身、职级、经历、年龄不同,立场观点也不尽相同,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小社会。从比例上看,在这批近千名战犯中,共有日军官兵582名,他们中志愿参军的校级及以上军官只有25人,占总人数的4%,其余96%基本都是非志愿入伍,即被日本政府征召进军队。伪满洲国行政官员和陆军将领虽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受煽动来到中国的,但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职业,平日对中国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下班后回归家庭,则跟日本本土民众无异,其生活水平甚至高于本土。相比之下,士兵们只是战场上的“消耗品”而已。日军的新兵教育中有“珍惜军马”一说,即“如果士兵战死,凭一张红纸(召集令)即可补充,而军马则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这些年轻的士兵对中国将其关押感到十分不满,反抗也最为强烈,他们不认罪,认为自己参加战争的年限短,而且职位低,只是奉命行事,不应被视为战犯。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保证这批日本战犯的安全,中央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整体北迁,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哈尔滨市(今属黑龙江省)。战争局势的紧张,使得原本就不愿认罪的战犯更加嚣张。有的战犯对朝鲜战争局势抱有幻想,有的甚至勾结监外日侨,企图暴动越狱。

  针对战犯们的种种表现,中央指示要适时对其进行悔罪教育。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管教人员认为,悔罪教育应从抓好战犯的学习入手,使其认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罪行的实质以及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再组织他们联系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为其认罪悔罪打好思想基础。

  (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信任感

  新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为日本战犯提供了一系列人道主义待遇,使其生活得到良好保障,这与他们在西伯利亚的五年里“极寒、慢性饥饿、重体力劳动、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等状况形成巨大反差。在温饱无忧又有充足时间可以支配的环境中,战犯们甚至体会到了“自由的快乐”。而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据,自由的尊严,只有曾被剥夺自由而后又被解放出来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日本战犯虽然表面上表现得十分猖狂,其实对中国政府实行的人道主义政策还是心怀感激的,当然也不乏对此心存疑虑之人。

  在日常生活中,管理所工作人员坚持原则,忠实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尊重战犯们的人格,以诚相待、以理服人。在“中归联”原战犯的回忆文字中,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原则性和诚信、温情,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中归联”首任事务局局长国友俊太郎回忆过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在此仅举三则:

  其一,金源、吴浩然等管教的年纪与战犯相仿,但面对战犯的肆意反抗,他们一直理性对待,从未感情用事。当发现战犯们将剩饭倒进厕所、用白米饭制作麻将时,他们耐心地说服道:“目前中国革命刚刚胜利,物资严重匮乏。工人、农民们都在努力渡过难关。你们能吃到白米和鱼肉是非常奢侈的。你们认为高粱米不是你们所能吃的,但我们中国人不这样认为。无论什么粮食,都是农民的汗水换来的劳动结晶,它维持着人们的生命……所以,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请你们改正错误。”这种认真、诚恳的态度使战犯们体会到了尊重,也感到很有说服力,国友俊太郎甚至从管教人员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小学老师的身影。

  其二,1950年12月31日晚饭后,战犯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准备迎接新年。这时,看守人员给每个房间送来了“新年食品”——大大的袋子里装满了苹果、糖、花生、年糕等,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多年不曾见到的,也是从未想过的。大家喜极而泣,一时间愣在那里,谁也没伸手去拿……

  其三,医务方面,1952年初开始,许多战犯患上了末梢神经炎,一时没能找到病因。5月,管理所从沈阳、抚顺等地请来医疗队对战犯进行细致的集中会诊,及时查明原因,随即配备营养护士,增加户外运动时间等,从多方面进行了改进。之后一次会上,吴浩然就此事讲了一段令战犯十分难忘的话:“以往,我们都是被投进监狱的,没有把人关进监狱进行管理过。在长年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艰苦战争以及国内的解放战争中,我们都是睡在野外,没吃过饱饭。说句实在话,我们管理所里对给大家什么待遇、如何维持大家的健康等没有什么研究,以为给你们吃饱就可以了,但从这次医疗队的调查结果发现,我们在生活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管理所决定对大家的饮食、运动以及生活环境等多方面进行改善”。对于管教人员这种大胆而坦诚的自我批评,战犯们无比感动,同时对吴浩然、管理所以及新中国政府进一步增加了信赖感。

  在“中归联”原战犯们的回忆中,类似内容比比皆是。管理所工作人员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面的教育、照顾,深深打动了一部分战犯。其背后体现的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更使战犯们感受到尊重、真诚、温暖和信任,促进了他们正常感情的恢复。

  (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带来的极大震撼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前方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捷报频传,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战犯。他们原本一直深信日本是败给美国的,既然连日本都无法战胜美国,中国根本不可能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些人甚至幻想、期待着美军乘胜进入中国东北“解救”他们,但战争的进程很快粉碎了这种幻想。

  在后方,中国人民举国上下齐心合力支援前线,这使得日本战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为保卫祖国甘于牺牲的精神。“中归联”常任委员长绘鸠毅在回忆中讲述了当时针对在华日本人的《民主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一天,在东北某军工厂弹药生产现场,炮弹库旁的一根雷管突然冒出火苗,情况十分危急。见此情景,一名年轻女工奋不顾身地扑向雷管。雷管爆炸了,女工当场死亡。那位女工用年轻的生命挽救了众多工友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绘鸠毅等受到很大冲击,不由得对新中国人民肃然起敬。

  最终,眼前这些他们一向蔑视、战争中伤害甚至残酷屠杀过的中国人,竟然击败了“不可战胜”的美军。而且,面对结下过深仇大恨的日本敌人,中国人在生活、医疗等方面给予了高度的人道主义待遇。这一系列情况构成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生活与思考的环境,促使他们承认,中国首先在道德上优于日本。战犯们开始怀疑之前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希望能够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很多战犯正是抱着这种心理参加学习活动的。这就为进一步的学习和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23:2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善救人者无弃人:用《论持久战》改造日本战犯收奇功【续二】。。。

  
  四、《论持久战》的作用

  日本战犯有组织的集体学习始于1951年春,先期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1952年初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的战略理论。《论持久战》其实只是开展中国革命经验教育时使用的教材之一,但是,“中归联”原战犯在回忆中普遍认为,该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发挥的作用最大。

  (一)管理所工作人员对《论持久战》的学习

  考察日本战犯学习《论持久战》的情况之前,需要指出的是,管理所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思想认识,以便更好地贯彻中央指示、对战犯开展认罪教育,也组织学习了《论持久战》,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

  日本战犯入所初期,管理所工作人员与战犯之间一度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战犯们认为此前多次受到苏联政府的欺骗,现又被其以“送回祖国”的名义移交给自己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国,因而感到愤怒、惶恐与绝望,变得颓丧或疯狂。另一方面,管理所工作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也没有管理国际战犯的经验,担心教育不好、违反政策,给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更不知面前这些令人恨之入骨的日本鬼子究竟何年何月以至会不会有所转变,迷茫中仍要坚持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因此,一段时间内,围绕如何管理日本战犯,管教人员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甚至一度针锋相对。

  出于民族感情,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对眼前的日本战犯充满仇恨,加之开始时战犯们十分傲慢、不断挑衅,工作人员的愤怒情绪几乎不可遏制。然而,他们必须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于是其中一些人索性主张采取“猪倌儿”式的管理方法,只管让日本战犯吃饱不饿,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相信有朝一日,政府一定会把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枪毙,以解民族之恨。由于缺乏主动教育改造战犯的意识,面对战犯的无理要求和挑衅闹事时,一些管教人员难免多少有些束手无策。对此,东北公安部要求进一步提高管教等所有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要把教育日本战犯当作一项历史使命完成。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记载,1952年初,按照中央指示,管理所方面开始对战犯展开认罪教育。当时,虽然管理所的工作初步走上正轨,但大多数战犯仍在推卸罪行,尚未达到自我认罪的阶段,这是需要解决的紧要课题,因为认罪服法“是促使战犯自觉改造的第一关,也是完成改造战犯任务的首要前提”。为实现这一目标,管理所将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即教育改造工作的“全面进攻阶段”。由此亦可看出,管理所方面的目标是争取使战犯实现社会认识及自我认识的彻底转变。

  作为认罪教育阶段开始前的准备工作,管理所工作人员进一步开展自我教育,以提高思想认识,《论持久战》即在此时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和指导作用。具体来说,管理所工作人员学习了《论持久战》关于日本军队的分析,研究了日本军人的心理特点,并将其作为思想武器运用到工作当中。工作人员重新认识了这项工作的性质,分析自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在不断教育改造自己的基础上,再去教育改造战犯,实现升华。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

  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论述。通过学习,管理所工作人员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与特点的理解。他们认识到,日军不仅军事方面是强大的,其“皇国史观”和武士道思想也相当严重。不仅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场持久战,在思想领域彻底根除战犯的错误思想同样需要坚持不懈,任务艰巨而光荣。而且,要想彻底“消灭敌人”,仅仅依靠军事进攻是不够的,必须从思想上打击它。管理所工作人员正是按照这一思路,理解并正确引导战犯们的自尊心,以求达到教育的目的。

  (二)日本战犯对《论持久战》的学习

  许多管理所工作人员和“中归联”会员都以不同形式回忆了战犯们的理论学习情况。早在1950年10月,日本战犯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久,管理所方面便为每个监室发放报纸、杂志等,供战犯了解时事。据现有材料记载,最先组织日本战犯学习理论的是吴浩然。1950年11月,呼兰监狱开展诉苦运动后,吴浩然用自己保存的一本日文版列宁《帝国主义论》,组织尉级及以下战犯开展小规模理论学习。学习过程中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硬性灌输。先是通过调查研究,将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六个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六人为学习组长,这六人也就是呼兰监狱战犯理论学习组的核心成员。六人中的总负责人是战犯们推选的国友俊太郎。学习方法方面,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展开讨论,讨论中若遇有疑难问题,则由各小组长提交核心小组,经研究后逐一给予解答,核心小组解决不了的,再反映到管教科请人解答。为把学习搞好,吴浩然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本日文版《社会科学词典》交给了核心小组。

  1951年3月,由于朝鲜战局好转,呼兰监狱和道里监狱临时关押的669名尉级及以下日本战犯迁回抚顺,有组织的集体学习随即开始。在呼兰监狱参加学习的80余名战犯被分散到各个监室。这些人主动向同室战犯介绍了呼兰监狱的学习情况,还把自己写的学习体会给大家看,激发其他战犯的学习愿望。各监室把之前参加过学习的人选为本监室学习组长,核心小组的成员也增加到九人,管理所还配发了许多新的学习材料。于是,在系统学习《帝国主义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人民的前途》等书籍的基础上,战犯们结合反对军国主义教育学习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结合世界革命前途教育学习了《关于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形势》等。进入1952年,战犯们的学习积极性愈发高涨。之前,这种学习多为他们午前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如今则成为许多人每天的期待,并逐渐变成一项集体活动,每个房间都制定了时间表,比如午前学习《政治经济学》,午后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的近700名尉级及以下战犯就此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管理所方面的支持下,战犯们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应该说,前期的积累为日本战犯学习《论持久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战犯们也很希望能够对此有所了解。既然要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当然少不了对《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有战犯评价说: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文体通俗易懂,理论全部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说服力极强。有战犯原本没有上过学,感叹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既学习了知识,也懂得了道理,进而转变了对战争和日本社会的认识。在《毛泽东选集》中,《论持久战》是非常“特殊”的一篇,因为它与日本战犯的命运关系密切。众多“中归联”原战犯都在回忆中讲述了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持久战》等文献的情况和感受,并指出,他们最感兴趣、收获最大的是《论持久战》。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23:21:53 | 显示全部楼层

善救人者无弃人:用《论持久战》改造日本战犯收奇功【续三】。。。

  
  学习《论持久战》时,战犯们首先讨论了战争的性质。这场战争,是中方正义的自卫战争和日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受到中国人民强大的支持,而他们则遇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残酷镇压,又激起了更加强烈的抗争。这些原本都是极为简单的道理,战犯们却从未想到过。他们不曾思考自己到底为何而战,也没有意识到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终将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和世界人民的援助而归于失败,他们头脑中被灌输的是日本的军人精神,是尽忠报国的武士道思想。所谓“尽忠”,就是绝对服从天皇命令,绝对不许有任何异议。他们崇拜天皇,认为天皇是“神”,天皇的军队是“神兵天将”,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则是为“八纮一宇”而进行的“圣战”。经过学习讨论,战犯们终于认识到:“之前,我们深信这是正义的战争、保卫祖国的战争,因此在战争中倾注了自己青春与热血。而实际上呢,我们这究竟是为了谁呢?可恨的是,学校教育和军队教育竟向天真无知的我们灌输了这样一些思想。”战犯们发现,是“皇国史观”和武士道等军国主义教育深深地坑害了他们。此外,日本军队在教育中极力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如今通过学习,战犯们逐步认识到,蔑视其他民族、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暴露的残暴性的思想源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道:“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学习过程中,下级战犯首先在对战争的认识问题上展开思想斗争,逐步变化、升华,最终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战犯们回顾亲身经历,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下盲目地执行上级命令。一部分战犯还意识到,自己既是战争的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犯们对毛泽东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仅十个月的时候就精辟地论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精准地预测到战争的发展过程及最终结果,感到既震惊又佩服,以至由衷羡慕拥有如此英明领导的中国八路军,同时也不得不扪心自问,开始深刻反思。例如,学习过前文提到的《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的目的”那段话,原侵华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第3大队第10中队中尉中队长富永正三意识到:“中国人民虽不曾以言语表达,但实际上他们所期待的,不正是我等恢复人的良知、由鬼到人的重生吗?!”结合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富永正三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对自己的过往感到惭愧,但是他很快又认识到,从事物变化的规律看,既然他们可以从正常人堕落到鬼畜不如的境地,反之同样有可能由鬼畜不如的状态恢复成正常人。

  与此同时,日本战犯对中国军队的民主化管理体制反响强烈,这与他们在日本军队中的经历不无关系。多数战犯在回忆录中对日军非人道的训练与管理体制表示出极大不满。绘鸠毅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读到官兵民主、军民民主、宽待俘虏的时候,被这与日本军队的天壤之别惊呆了。特别是读到‘与俘虏之间的民主’一项时,我们顿时感动不已。我们在这个管理所里所受到的极好的‘人道主义待遇’的根源就出自这里。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们渐渐开始对‘日本军队’有了初步的反省和批判”。战犯们不禁感慨,中国军队自战争初期就确立了优待俘虏的人道主义原则,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品格的高尚,又映衬出己方的无知、狂妄与落后,而中国方面的这一优越性与他们之前在日本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

  当初,日本对国民的教育是:中国军队地狱般冷漠残酷,一旦被中国军队俘虏,必然被杀无疑。面对中国方面始终如一的人道主义待遇,战犯们曾多次怀疑“是不是政治上被利用”或者“有什么诡计”。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人是真诚的。回想在日本军队中的情况,“大队长是不把士兵当人看待的。报告战况时只汇报战绩即可,士兵死亡的数字不必汇报。大队长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士兵的生命仅为消耗品而已”。二者之间强烈的反差使得战犯们的心理受到震撼,感情和思想上也逐渐发生变化。

  绘鸠毅、富永正三等在回忆录中都使用了《北风与太阳》的寓言故事,来比喻新中国对战犯的人道主义政策及其无比强大的道德力量。这个“太阳”融化了他们顽固的心,同时也培育了他们认罪的心情。这正是宽大政策的精神之所在。绘鸠毅还回忆了作为一名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伦理专业的“康德学子”,自己是如何堕落成战犯,又如何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转变思想的。

  战犯们还学习了《论持久战》有关抗日战争阶段划分以及“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的论述。结合自身的侵略史,他们开始认识到:日军起初虽然兵力占优,但随着战争的推进,战线随之拉长,兵力、物资补给困难,最后必然会达到极限而陷入“以战养战”的不能自拔的泥潭。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学习讨论会上说:读了《论持久战》,像是在梦里突然惊醒,明白了日本为什么失败。他感慨道:毛泽东主席料事如神、论述精辟。虽然我们武器精良、设备先进,但难以取胜。因为我们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所以必然失败。我们这些参加过战争的人应该深刻反省这场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认输,认认真真地反省,才能有出路。古海忠之的讲话赢得了其他战犯的赞同。总之,从战犯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论持久战》在其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影响十分突出。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战犯们从认为侵华战争是一场师出有名的“圣战”到承认此战实为一场师出无名且罪恶滔天、必遭失败的侵略战争,自始至终是一场不义之战;从轻视、鄙视、仇恨中国人民到重视、尊重、感恩中国人民。由此,战犯们实现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获释回国后,大部分原战犯始终不渝地坚持认罪反省,坚持学习。尤其当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变动时,“中归联”会员经常重温在管理所学到的知识与方法,这成为其坚持反对侵略战争、走和平道路的思想武器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1950年至1956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等工作人员与日本战犯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思想领域又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教育与被教育、改造与被改造的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其科学的分析方法与敏锐的洞察力准确预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特殊战争,实际上也经过了《论持久战》所阐述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管理所工作人员通过学习《论持久战》,提高了对日本战犯管理和教育工作的思想认识,并将所学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当中,成功教育了日本战犯;日本战犯则通过对《论持久战》的学习,从思想上转变了对中国、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的教育和改造,是新中国政府基于教育改造国内罪犯的经验而进行的,同时按照国际惯例管理战犯的生活,尊重战犯的人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包括北迁哈尔滨时的呼兰、道里监狱)为日本战犯创造了一个适合生活、学习和思考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管理所组织开展了对《论持久战》等战略理论的学习,激发了战犯们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促使其逐步转变对中国、对侵华战争的认识。此外,《论持久战》还起到了提高管理所工作人员思想认识、指导其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作用。1956年,阔别祖国十余年之久的原战犯终于回到日本。然而,他们被冠以“中共回来的洗脑族”之污名,遭到一系列攻击,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退却,并于1957年成立“中归联”,终其余生始终坚持开展“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富永正三将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期的思想转变称为“思想改造”,但此“改造”并非所谓的从资本主义思想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改造,而是围绕“作为一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进行的改造,是一种“从错误的道德观到正常的道德观”的改造。1997年,“中归联”最年轻的会员也已七旬过半,但针对日本右翼分子的诽谤,他们毅然发行了《中归联(季刊)》,以此作为言论斗争的平台,同时向日本年轻一代讲述真实的历史。时任会长的富永正三在发刊词中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过程概括为:“人——侵略战争——杀人魔鬼——战争犯罪——战犯——人民中国的人道待遇——恢复了做人的良心”。许多“中归联”原战犯著书立说,坦陈自身思想转变的契机,也有人未留下明确的阐释,但言行中同样充满了对中国人民深深的歉疚、感激以及对和平的渴望。这些曾经的战犯在成长背景、人生经历等方面各有不同,为数不多的共同经历就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六年,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对战犯的教育改造的确比较成功。

  中国方面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凭借着正义和包容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凭借着对和平的渴望与追求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中归联”会员放弃后半生来之不易的稳定和幸福生活,克服重重困难,几十年如一日,将转变了的对华观和战争认识付诸实践,直面战争责任,呼吁中日友好,一直坚持至今。什么样的教育和改造使日本战犯转变得如此彻底?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真正有利于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作者周桂香,大连理工大学日本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石田隆至,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原标题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
  
 楼主| 发表于 2019-9-7 23:49:33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造日本战犯的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的政策,是建立在改造人,促使坏人改恶从善的目的之上的;而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的政策,则是建立在利用人,不辨是非,只要能帮助打击异己就扶持的目的之上的。冈村宁次回国后除了努力帮助蒋介石备战“反攻大陆”外,还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该组织至今还是日本右翼的骨干组织),积极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一直到死。对照藤田茂等人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两种“以德报怨”产生的后果真可谓有天壤之别。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在辽宁抚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立着一座汉白玉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这座汉白玉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两国文字写道:【“我们在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义待遇,开始恢复人的良心,没想到根据宽大政策,一名也没有处死,全部释放回国,正当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原貌之际,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昔日的罪犯为自己的罪行立碑忏悔,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从东京审判到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二战结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战胜国分别对战败国战犯进行了审判,并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大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苏联提出来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五个多月后,苏联政府就发表了由斯大林签署的宣言,宣布,战争获胜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争罪犯以应得的惩罚。1942年1月,波兰、挪威等国也签署了一个宣言,确定要惩办战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10月12日的演说中表达了同样的要求。1943年夏天,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种惩治战犯的决心其后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体现。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这年年底,根据麦克阿瑟发布的逮捕令,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东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并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审的被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嫌疑犯。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时两年又七个月,开庭818次,出示证据4336件,出庭证人419人,判决书长达1213页。1948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分别判处其他18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开始被审的28名嫌犯中,在审理期间,有两名因病死亡,一名因严重的精神病免于起诉,因此只有25名受到审判。被科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日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他于1950年即被释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东京审判尽管在反对侵略,伸张正义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最终仅仅只对日本极少数甲级战犯进行了极不彻底的审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1946年底起,随着美苏冷战对峙的加剧,加之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连连失败,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充当美国反苏堡垒的能力,美国便把过去的“惩日方针”改变为“扶日方针,使大多数的日本战犯都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最典型例子的是对日本天皇的免于起诉和对日本七三一部队战犯的免于起诉。英国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肯尼斯.G.韩歇尔,在其作为大学入门书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尽管【“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

  但是,【“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见该书第18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见该书第187页)。】

  1948年底,麦克阿干脆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场。因此,被关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驻日盟军总部全部免于起诉并释放。其他被判刑的战犯,其中一些陆续得到了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战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右翼的骨干力量。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不但为亚洲和平,也为世界和平留下了诸多隐患。

  历史表明,这种隐患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有了展现。日本的现行宪法,即著名的“和平宪法”,实行于1947年。岸信介被释放后,立即就开始为“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而奔走呼号。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继续推行修宪,提出“为了自卫,即使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无须讳言,日本政府的这股邪气是与美国当年一味只顾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在美国的影响下,除了东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国家(包括当时南京政府的中国)设置的各种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最后也大都草草收场。尽管约有5700名日本战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狱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被麦克阿瑟赦免了。实际上,虽然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来自于11个战胜国,但决定权却在麦克阿瑟一人手中。当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说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国际法庭,那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无一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就在美国陆续释放日本战犯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政府先后收押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滞留中国的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其二,苏联于1950年7月将在中国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共969人移交给中国,他们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这些日本战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接受的人道主义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据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45名日本战犯。

  这次判决对日本战犯是十分宽大的,一个不杀,但是做出这些判决是十分郑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认罪服法,无一提出上诉。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头痛哭,跪倒在地,请求法庭严惩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处死自己。这后来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抚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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