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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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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02:58: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志勤 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丝绸之路城市研究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间中国经历了无数次考验。这些考验有的来自国内矛盾,有的则是来自国外,在许多严重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的敌对势力给中国制造的麻烦更多,更复杂。

  可以说,中国在70年中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三次“大考”,中国人民一直处于紧张的“赶考”行程中。

  第一次“赶考”是在1948-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将离开河北的西柏坡进入北京执政,毛泽东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这一次是进京“赶考”啊!既充满自信也充满迎接挑战的满怀豪情!历史证明这第一次“赶考”成绩优秀,世界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事件,从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次“赶考”发生的1978年年底,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这个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伟大事业。中国取得了初步成功,中国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经济大公网!


  而这第三次“赶考”则面临无数的不稳定因素和不安定的挑战。最关键的是中国必须面对那些“咄咄逼人”的西方政客和所谓学者提出的“保护主义”障碍物,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发展方向,争取早日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所以这次“大考”无论是压力还是阻力均与前两次大不相同,决定了这次“赶考”的与众不同。当然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更新、更大、更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肯定能够做到“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最终实现两个“中国梦”的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

  每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磨难和考验,这些就是一次次,一场场的小考,中考和大考。尤其是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世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在一次次“大考”中失败,再“赶考”,再失败,最终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并成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中国不会只有三次“大考”,在未来的年代中,中国还会面临多重“赶考”的机会。多一次“大考”,中国就成熟许多,就强调许多。所以我们可以坚信,中国的崛起过程,将充满各种各样的“大考”,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中国不断“赶考”的过程,中国在“赶考”中不断得到完善,不断得到升华,不断得到成长。


  第三次大考将可能集中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经济冲突上。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加深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而中国在第二次“大考”中的出色表现引人注意,也引人嫉妒。于是有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开始怀疑中国“大考”成绩的真实性,甚至污蔑中国的成绩获得是靠“作弊”而得:什么“抄袭”(知识产权),什么“偷窃”(技术成果)等等。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对事实的不尊重,也是对中国的不尊重。中国的发展成果,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加倍工作的精神而获得的。

  由于美国等国家将对中国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包括许多的歧视性政策,将为中国进行第三次“赶考”增加不少的难度和障碍,甚至有的国家期望设置新的考试规则,干脆让中国无法通过这次“大考”,把中国打回原始状态,永远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和工具。我们对这些已经知道,和那些还不知道的可能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打好一场“赶考”的“歼灭战”,保证中国顺利进行一次“世纪级”大考,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早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02:58:54 | 显示全部楼层

去年经济增速6.5%目标能够实现。。。

  
  在12日举办的第23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明确表示,2018年国内经济增长6.5%的目标能够实现,对应约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增量,相当于世界上排名第15位国家的GDP总额。这是含金量很大的增长。

  宁吉喆还表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一至三季度全国居民包括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6%,快于同期人均GDP6.2%和6.3%的增长率,人均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人均GDP的增长,实现了基本同步。这是收入增加的增长。

  宁吉喆7日接受央视采访曾表示,201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年初提出了经济增长6.5%左右的预期,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能够较好实现的。

  宁吉喆说,6.5%左右(的经济增速)在大的经济体当中,都是一个高速度,背后的增量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经超过了82万亿人民币,2018年预计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增长了8万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量)数据,相当于增加了一个G20国家的总量,而且这个增量占到全球的将近1/3。

  降成本方面,宁吉喆说,2018年提出要降低企业成本1.1万亿元,现在看来能够达到1.3万亿元。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补短板方面,宁吉喆说,无论是农业的投资,还是环保的投资,还是水利的投资,这些短板领域投资都以10%、20%的速度在增长,所以我们整个投资的增长是个位数。

  在消费上,宁吉喆说,消费升级项目的比重在上升,恩格尔系数(作为)国际上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个指数,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统一参数。还有服务性消费快速增加,无论看旅游、看文化、看体育等,都是大幅增长。民生指标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确实反映了过去一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根据既定的安排,国家统计局将在1月21日召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2018年年度经济运行数据。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02:59:34 | 显示全部楼层

复兴号上新了!

  
  复兴号大家族再添高颜值新成员,这套尝鲜版官方写真绝对燃爆你的朋友圈!



复兴号动车组

  给你一个眼神,来自复兴号的凝视。


  时速250公里的CR300BF型复兴号动车组是中国标准动车组系列化产品之一,可适用于不同基础设施、不同客流量的运营线路,以低能耗、高性价比的优势,满足多样的运输服务需求。














  时速160公里的CR200J型复兴号动车组不仅满足现有普速铁路的客运需求,还能充分利用既有机车和客车的运输、线路、检修资源。编组形式分为短编组、长编组和灵活编组3种。


















  时速350公里CR400AF-B型和CR400BF-B型复兴号动车组的编组形式扩展到17编组;牵引、制动等列车运行安全指标优异,平稳性、噪声等舒适性指标达到优级;可满足长距离、大运量的运输需求。






















  到底有多酷炫、多智能......改日再聊!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03: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5G综合实力最强是怎么来的。。。

  
   李进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我是一个老科研工作者了,前两天从网上看到项立刚先生发表的《当今世界谁的5G实力最强》的长文,我饶有兴味一口气读完,感到不像那些“厉害了”文体,全面、详尽、客观、中肯分析了下列七个方面:

  一、谁在主导全世界的5G标准?5G标准立项,中国有21项,美国9项,欧洲14项,日本4项,韩国2项,5G标准的重要主导者是中国。在中国是中国移动10项,华为8项,中兴2项,联通1项。

  二、5G芯片的实力哪个国家强?计算芯片美国最强;存储芯片最强是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次之;专用芯片,美国较强,但不垄断;智能手机芯片美国最强,不过中国已经有华为在旗舰产品上的抗衡;总体而言美国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居于主导地位。

  三、通信系统设备的研发和部署能力:4G时代华为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商;爱立信第二,诺基亚第三,中兴第四,韩国三星第五;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中国。

  四、手机的研发与生产:今天全世界最强的三强是韩国三星、美国苹果、中国华为。2020年,华为可能冲至世界第二,甚至抢占市场第一。世界十大手机品牌,中国占了7席。

  五、5G业务与应用的开发与运营: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开始渐渐并跑甚至超越,典型实例有社交与移动支付结合的微信、社交与电子商务结合的拼多多,中国的智能互联网产品会全面爆发,领先全世界。

  六、电信运营商的网络部署能力: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4G基站超过350万个,总基站数超过640万个,而美国4G基站数不超过30万个,印度的总基站数也不超过70万个。在数量上中国都是其它国家的10倍甚至更多。

  七、政府支持和市场能力: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整个行业加快5G建设,把频谱按需分配给电信运营商,频率占用费用很低,政府支持小区、机关网络部署,推进电信普遍服务。中国拥有14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巨大。

  综合这七个方面的结论是:全世界5G发展,欧洲强在系统,美国强在芯片,中国强在综合实力。可以预期随着5G的正式商用,首先在业务上出现全面爆发,领先世界的非中国莫属。

  这是一篇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好文章,值得向业界及关心中国信息通信发展人士推荐阅读。


  中国5G综合实力最强从何而来?

  当今世界5G综合实力最强的是中国,这个最强的实力是怎么来的?最近为庆祝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及相关部门都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也想趁此对这一话题,就亲身经历进行探讨:

  移动通信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应用最为普及的信息通信技术,并已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的基础信息网络,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的公众移动通信1987年从“1G买入”起步,经历了“2G跟随”到“3G突破”迅速追赶上来。3G中的TD-SCDMA是我国移动通信业征程的转折点,从2009年1月7日3G给中国移动发放TD-SCDMA牌照以来,我国移动通信业沿着自主创新的TD-SCDMA十年奋斗所开辟的移动通信技术新航线,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2013年底4G的TD-LTE同时给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发放牌照,我国移动通信产业才得以实现了“4G同步”的跨越。4G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350万座基站,超过了过去2G、3G时代的建站数,4G用户突破11.6亿户。

  在国内实现了城区、县城深度覆盖,乡镇和重点行政村、以及高铁、地铁、高速、景区等基本覆盖,这样基于4G的“新四大发明”才可以遍地开花。2017年5月“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留学生评选出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扫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和高铁,“出门不用带钱包”、“市里单车随处跑”、“外卖很快送到家”、“高铁四通又八达”,这些新应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刷新了留学青年对中国的认识,这是他们最想带回其祖国的生活方式。TD-LTE在全球建设了100余张商用网络,这样就与FDD-LTE平分秋色了,在TD-LTE占据全球移动通信市场半壁江山的进程中,中国通信设备商完成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蜕变。

  随着4G进入规模商用阶段,人们对更高性能移动通信的追求从未停止,为了应对未来爆炸性的移动数据流量增长、海量的设备连接、不断涌现的各类新业务和应用场景,2014年6月,中兴首提pre5G,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引领概念,我国在TD-LTE积累的话语权在5G领域得到进一步加强。近年来中国在5G方面投入巨大,并提出了“5G领跑全球”的目标。而作为中国通信设备商二巨头,华为、中兴在全球5G领域扮演着越加重要角色。仅在2017年,华为、中兴就在5G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突破。

  为什么中国移动通信在短短30年间会有如此令世人震惊的飞跃?这就需要回顾TD-SCDMA这一我国移动通信业征程的转折点了。

  香山会议播下自主创新TD标准的种子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征集3G无线传输方案时,我国于1998年1月召开了香山会议。这是中国确定3G候选技术策略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院所的专家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一些基础和观点,其中包括提出TD标准提案的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后来的大唐电信。该提案是电信研究院在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CDMA无线接入系统基础上,经过重大技术创新而提出的。

  国际上1G、2G和3G中的两种标准都是频分双工(FDD)的,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有上行的路也有下行路,必须相距规定间隔的两个频段。当时人们认识到时分双工(TDD)体制有小区不能大于10公里、运动速度限于120公里/小时的局限性,仅用于数字无绳移动通信系统,而蜂窝公众移动通信系统所有两代都是频分双工(FDD)体制。

  只有以李世鹤为首的一批海归学子深刻认识到TDD在频谱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大胆采用了智能天线、上行同步和软件无线电等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综合开发成CDMA无线接入系统。由于上述3项技术的英文名称都有S开头,故定名为SCDMA。



2016年3月14日消息,在4G规模商用1年多之后
中国移动开始计划关停TD-SCDMA基站
以释放网络资源用于4G网络的发展

  在SCDMA无线通信技术基础上进一步使TDD和码分多址(CDMA)、时分多址(TDMA)、频分多址(FDMA)技术完美结合,独创性地提出了TD-SCDMA标准提案提交信息产业部香山会议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非常激烈,90%都持怀疑态度。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怀疑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在争议声中,时任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果断拍板:“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至此,香山会议为TD一锤定音。在信息产业部的大力支持下,于1998年6月30日截止那天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了TD提案,这是中国自有电信史的100多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参与国际行动。今天国人回首重新审视,不能不由衷敬佩宋直元等老一辈的高瞻远瞩,胆识魄力,没有香山会议的正确决策,那么像周寰、李世鹤少数人的提案就会淹没在90%怀疑者的争议声中!

  TD标准的技术优势

  TD提案直面两年的多次会议考验,通过国际上对10种地面无线传输技术提案分析、比较、筛选、融合,过五关,斩六将,TD才从国际标准大战脱颖而出,被ITU正式批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空间接口标准。通过实践具有下列技术优势:

  第一,采用TDD技术,它利用了语音通信的特点,当一方讲话时对方都是在听的,因此只用一个下行的路,上行的路是空闲的;还有互联网的特点,从网上下载的远远多于发给网上的,因此也是下行路忙,上行路闲;只要一个频段,按需分配上行或下行的时间。所以TD有它节约频谱的天然优势。

  TD-SCDMA只需1.6MHz带宽;而FDD的CDMA2000需要1.25×2 MHz带宽,WCDMA需要5×2MHz;其话音频谱利用率比WCDMA高达2.5倍,数据频谱利用率甚至超过3倍;且无须成对频段,便于运营商获取。

  第二,采用智能天线,可降低发射功率,减少多址干扰,提高系统容量;采用接力切换,可克服软切换大量占用资源的缺点;采用TDD,不要双工器,可简化射频电路,系统设备和手机成本较低。

  第三,采用TDMA,更适合传输下行数据速率高于上行的非对称互联网业务,符合移动互联网发展方向。而WCDMA并不适合,不得不在后续R5版本中增加高速下行链路分组接入(HSDPA)。

  第四,采用软件无线电,更易实现多制式基站和多模终端,系统易于升级换代,通过TD/GSM双模终端可适应二网一体化的要求。

  同时,TD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在青岛海域组建了覆盖半径60公里的大区网,在上海磁悬浮铁路满足了400公里/小时高速列车上的通话要求;克服了TDD微区、慢速的局限性。这样TD不但能够大范围覆盖、高速移动和高速数据,适于独立组网,而且具有频谱效率高、适合非对称业务、性价比高、适于2G网络过渡和技术升级等突出优势。从而在公众移动通信领域探寻了一条新航线。
  
 楼主| 发表于 2019-2-8 03:02: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5G综合实力最强是怎么来的【续】。。。

  
  TD十年艰险长征路

  TD-SCDMA 从1998年6月30日向ITU递交提案到2009年1月7日发放牌照,历经了自主创新的十年艰险长征路。

  如果不能集中全国力量,尽快开发出TD系统,就有可能像当时3G标准中的UP-DECT制式一样成了被束之高阁的纸面文章。由于获得国家领导吴邦国的高度重视与经费支持,大唐才得以开始研发,在TD产业联盟成立之前的5年,实际是大唐一家在苦苦支撑起这个“民族”标准。

  2002年10月,在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的大力推动下,由大唐等8家企业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在联盟内部形成了专利共享、共同开发、协同组织的机制,有效解决了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共有技术和测试平台建设等问题,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带动了更多企业进入TD产业领域,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密切合作,从而加速了TD产业化的整体进程。

  随着中国TD产品日益成熟,MTNet试验接近尾声,欧美利益集团不希望看到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在巨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上成为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便不择手段趁TD发展的产业环境尚未成熟之机,采用各种阴谋诡计,勾结国内的腐败分子进行阻挠:

  2005年遭遇了第一次危机:秘密建设WCDMA网,企图让TD“胎死腹中”。

  2007年遭遇了第二次危机:北京奥运TD网建设受阻,几乎“夭折摇篮”。

  2008年产生了第三次危机:发放三种3G牌照,导致:“与狼共舞”。[详见通信产业报总第1115期P12走出TD的三次危机]

  中国移动在与狼共舞中成长壮大

  TD与狼共舞,会不会败下阵来,被狼吃掉,还是顽强活下来?值得欣慰的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移动运营业与TD产业界通力合作,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TD逐步成熟,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显露出自主创新的优异活力,出现了TD用户井喷增长、终端款式超越对手的可喜进展。



2011年9月26日,北京国际展览中心
“2011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开幕
TD-LTE/4G新成果以及绿色通信成为看点

  2012年三大运营商3G用户都是8千万左右,而从年底开始,TD像井喷那样呈爆发式地增长,2013年一个季度新增的用户数,竟比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二家之和还要多600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井喷壮观?TD由于先天基因优良具有新技术与知识产权等五大突出优势。尽管我国工业基础较差,TD产业化商品化较晚,不够成熟,刚发牌照时手机业是有机无芯,网络覆盖也差,经过4个摩尔周期,中国的芯片业水平大量提升,网络质量也好了很多,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优势,进入门槛较低,给众多国内手机厂商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机遇。

  2012年TD手机型号核准数与cdma2000差不多,但远少于WCDMA,而到了2013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TD手机型号核准数已经超过了二者。达到了与WCDMA手机同步、同价、同质的目标。WCDMA从2000年日本DoCoMO 开始建网商用,经过14年发展所达到的水平,TD只用4年就赶上了,这在移动通信领域实在是一个奇迹!

  中国通信产业从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

  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丢失了第一代,错过了第二代,为什么?在“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误导下,中国丢失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沉痛的教训使人警醒:第三代必须自主创新。

  韩国移动通信的发展表明,没有自主技术终将受制于人,芯片加上提成,一半的钱都被美国高通公司拿走了!我国DVD产业更经受了悲惨的厄运,一部卖500元的DVD要交160元专利费,那还能生存吗?DVD专利勒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解决好知识产权(IPR)问题,才能保证我国3G产业健康发展。全世界不管谁生产CDMA的系统设备还是手机,都要交纳大约2千万元的“入门费”,大头还在生产厂家必须购买高通的芯片,按销售额的5%至8%给高通提成。几年累计即可高达500亿元,如果再加上入门费、芯片费,金额之大,更是惊人,中国的3G制造业便有可能被逼到绝境!

  经过国内制造业的艰苦奋斗,2009年前基础设施的市场占有率不过20%,移动终端实际不过40%。联通第一期CDMA网络建设中,我国企业只拿到10%以下的可怜份额!联通第二期CDMA网络建设中,还是跨国大公司拿到绝大份额。2008年中国移动1000亿元GSM的巨额投资,华为中兴的设备已经大量出口,质量上乘,价格低廉,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可是所占份额合计不到14%,也就是说86%买了比国产昂贵的舶来品。

  通过中国推行TD标准的产业化,促成从“系统技术突破”到“产业群体突破”,基本上实现对整个产业的覆盖,形成从核心网设备到接入网设备、从芯片到商用终端、仪器仪表等一系列企业组成一条初具规模的比较完整的TD产业链。我国的移动通信已经从1G、2G时代受制于人的技术跟随者逐步变成了并行者,2009年之后在TD-SCDMA的网络建设中,我国企业开始拿到80%以上的份额,完全反过来了,把那些不看好中国TD的国外企业的份额挤下来了,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几年累计产值高达15000亿元,从而可大大提高我国信息通信产业的水平。达到GDP年增长1800亿元、年新增50万—100万人就业、IT产品成为第一大高技术出口产品等三大目标。因此,可以说TD开垦了电子信息产业丰收的处女地。

  没有3G突破,就没有4G同步

  中国3G沿着这条自主创新的航线胜利前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智能天线为发展空分多址(SDMA)技术奠定了基础;使用光纤拉远技术解决了9根天线阵与27条馈送电缆的工程困扰;为4G采用MIMO(Multi-In Multi-Out 多输入-多输出)天线技术创造了条件。从巴塞罗那的“2009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看来:大有将UMB及WiMAX等几种无线宽带接入技术一统到LTE(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技术)的趋势。

  LTE按照双工方式可分为基于WCDMA的FDD-LTE和基于TD的TDD-LTE两种;我国以TD为基础的TD-LTE正是沿着这条新航线发展的后续演进标准,先天上继承了很多TD的优良基因,后天上又恰逢国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年代,受到了中国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学校等多方关注,通过从2007年起开展的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网重大专项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赶上了时代的步伐,技术上与国际上的FDD-LTE并驾齐驱。2010年5月上海世博园和11月广州亚运会成功演示了高清晰度视频、即拍即传等新业务,取得了理想的测试结果,获得了国际上业界的赞赏。中国通过TD的演进思路独立提出的4G方案——TD-LTE Advanced,成为国际电信联盟的4G标准。

  通过规模技术试验和商用,对TD-LTE的优势在业界取得下列共识:

  (1)在带宽需求日益增加而频谱供应日益紧张的情况下,TDD方式的频谱效率较高;

  (2)可利用信道对称性易于实现智能天线、MIMO等新技术来改进系统性能;

  (3)可灵活地支持非对称业务,更适应移动互联网的需求;

  (4)在物理层与测量检测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

  (5)其同步机制对于多小区资源与干扰的协调具有自身的优势。

  因此,TD-LTE确实优势显著。可以充分发挥我国自主技术的优势,顺应移动网与互联网结合的技术发展潮流,建设全球最为先进高效的移动互联网。

  几年来,政府为支持具有自主创新的TD-LTE产业发展已投入数十亿元资金支持,并拉动中国企业投入数百亿元资金进行产业化开发,大大加速了TD-LTE产业的发展,目前产业已进入规模商用阶段。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移动互联网所支持的“新四大发明”遍地开花,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与FDD-LTE平分秋色,占据半壁江山,中国通信设备商完成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蜕变。可以说没有TD-S的突破,就没有TD-LTE的辉煌!



2018年12月21日,杭州
参观者在观看华为利用5G技术推出的智慧机场控制系统

  中国5G最强综合实力来之不易

  21世纪头十年中国当代自主创新有神六、杂交水稻和TD三大标志。神六是航天领域的巨大系统工程,虽然技术上被国际利益集团封锁,可是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集中了全国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开发与生产。杂交水稻也是一项艰巨的生物工程,受到外界的干扰也较少;联合国粮农组织已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措施,并在全球累计推广播种50多亿亩,增产粮食5亿多吨,每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7千万人。

  唯独TD从标准提出伊始就被国际利益集团围剿,就像红军长征那样,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前堵后追。为什么?因为TD开辟了移动通信技术的新航线,开垦了电子信息产业丰收的处女地,欧美利益集团不愿看到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成为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中国巨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就像唐僧肉那样让他们垂涎若滴,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TD后继者也能那样坚忍不拔,在这一系列飞跃认识的指导下及一系列举措的扶持下,在“与狼共舞”中逐渐成长,发展壮大,“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欢颜”,这必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信息通信谱写辉煌的篇章,对促进全球信息化方面的作用将可与杂交水稻一样惠及百姓。

  TD的确是一面镜子,十年艰险长征路,它映照出了一个国家十年中不同阶段对自主创新的决策能力、研发能力以及市场环境。作为一面镜子,绝不是TD十年存在的唯一意义,它的诞生和发展技术上具有开辟新航线,经济上具有开垦处女地的伟大意义,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坚持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为中国5G最强综合实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表于 2019-2-8 09:58: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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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8 14:44:4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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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9 09:27:0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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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0 01:27:16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是如何辣手“肢解”阿尔斯通的。。。

  
   经济学人 1843年创办于伦敦

  经济学人:法律是美国的商业工具吗?

  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法律和监管部门已对许多家大型外国公司采取了域外法律行动。当大公司在美国之外被指控存在严重不当行为时——通常是腐败或违反制裁——支付巨额罚款(有时超过10亿美金)成了唯一的解决途径。在美国“长臂管辖”的威胁下,外国公司的老板和高层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时时都担惊受怕。

  然而,这类案件很少开庭审理,涉案公司也往往受到限制,不能披露相关情况,因此外界对此类案件司法程序知之甚少。《经济学人》找到了一个特例:法国电力和交通运输集团阿尔斯通在2010~2015年间遭到过来自美国的法律诉讼,并在2014~2015年的一次交易中,将大部分资产出售给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2014年6月21日,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签署收购协议
前排从左到右:阿尔斯通CEO克朗
法国经济部长蒙特布尔、通用电气CEO伊梅尔特

  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案例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涉案金额巨大。阿尔斯通面临的7.72亿美元罚款几乎是美国起诉外国公司腐败案中最大的一宗。通用电气为了收购阿尔斯通的资产斥资170亿美元。通用电气随后疲软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家美国大企业当前的困境,包括其于2018年10月财报里提到的230亿美元的亏损。

  第二,多种信息来源意味着我们可以较为可靠地还原整个事件:法律程序和商业程序是如何为通用电气公司达成这个结果的。近期,与该丑闻密切相关的阿尔斯通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陷阱》的书。皮耶鲁齐自己并不干净,他是被法庭裁决有罪的犯人。相关文件显示,阿尔斯通为赢得印尼发电厂的合同采取了行贿手段,而皮耶鲁齐是知情的。但我们(《经济学人》)还是查阅了美国法院文件和法国议会数次质询的材料(最后一次质询是2018年进行的),并与行业高管进行了谈话。

  第三,此案中美国官员的强硬技术手段令人不得不质疑。相关材料表明,如果外国公司把所有权移交给美国,法律上便可以从宽处理。阿尔斯通的法律困境与其出售核心资产给通用电气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这令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恼火,其中也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通关?不存在的

  2013年4月,皮耶鲁齐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被戴上了手铐,这是他噩梦的开始。这位法国人知道,自己的东家阿尔斯通正与美国当局就行贿指控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斗争。他本以为很快就会被释放或者保释,所以前四天他都没有告诉妻子他遇到了麻烦。他以为法务上的一点小问题不会影响他周末回国的计划。但事情并没有他所想的那么顺利——直到2018年9月他才出狱。

  大约在2013年的同一时期,阿尔斯通的业务面临严峻挑战。当时,专横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克朗已执掌该公司10年,他认为一些业务部门规模太小,不足以参与全球竞争。由于世界各地发电厂对涡轮机的需求下降,多年来业绩惨淡,债务膨胀,克朗有充分的理由为旗下“王牌”电力部门寻找买家,全集团收入近四分之三来自这里。而在大西洋彼岸,时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的杰夫•伊梅尔特也在寻找一桩大买卖,来圆满结束自己的任期。

  腐败的代价

  但是,阿尔斯通自我拆分的过程却受到了美国司法部的阻碍,后者从2010年开始对阿尔斯通进行调查,旨在查明阿尔斯通是如何在美国之外取得合约,进账数十亿美元的。阿尔斯通在回应美国司法部时采取拖延战术,激怒了美国检察官。他们怀疑阿尔斯通在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哈马群岛、中国台湾和印尼总共支付了至少7500万美元贿金,赢得了价值40亿美元的合同。其中一部分贿赂,包括2002年涉及皮耶鲁齐的那部分,是由阿尔斯通的美国子公司支付的。阿尔斯通有一部分融资是在美国进行的,这给了美国当局一路追查到法国的理由,美国给阿尔斯通开出的罚金也远远超过欧洲反贪法令规定的上限。当时投资者们担心罚款金额可能超过10亿美元,这不但严重影响公司资产负债表,还可能迫使其贱卖资产。

  2013年年中,当克朗在思考阿尔斯通的未来时,皮耶鲁齐面临的法律麻烦给他造成了重要影响。那次逮捕行动震惊了阿尔斯通的高层。大约有30名高管收到警告不要前往美国,以免重蹈皮耶鲁齐的覆辙。到2014年春天,为了给阿尔斯通施压,迫使该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合作,美国当局至少又逮捕了三名皮耶鲁齐的前同事。法院文件显示,在“反水”成为美方线人的高管协助下,美国检察官拿到了阿尔斯通内部长达49小时的秘密谈话录音。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两个方面令人不安。首先是皮耶鲁齐先生的遭遇。今年51岁的他身材魁梧,额头宽广,操着浓重的法国乡音。这位前工业设备销售员看起来像个会计师,让人想不到他在美国身陷囹圄时身着橙色囚服的模样。

  在罗德岛一间戒备森严、关押暴力罪犯的监狱里待了三个月之后,皮耶鲁齐要参加一场认罪听证会。他面临两难的选择。一种选择是不认罪并接受审判。这条路很危险,因为该案的检察官正在争取法院判处他15~19年有期徒刑。他被告知,审判的准备工作将历时三年,并耗费数百万美元。

  另一种选择是认罪,与美国当局合作,只需再关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皮耶鲁齐当时只承认了贿赂印尼官员的指控——美国司法部提供的邮件显示皮耶鲁齐即便没有怂恿行贿,也是知情者——承认这部分罪名只会让他被处以最多六个月监禁,而且刑期一大半已经服掉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继续关押了一年;再之后从2014年6月到2017年10月,又经历了三年多的保释期;然后又在监狱待了一年。他说他曾有250多天没有见到阳光,也没有呼吸到牢房外的空气。

  皮耶鲁齐的遭遇部分反映出美国严厉的司法制度:美国把原本用于打击匪帮和勒索犯的那一套东西用在企业头上。好坏暂且不论,但欧洲对待白领罪犯的态度确实是比较温和的。皮耶鲁齐声称自己沦为“经济人质”的说法是相当有分量的。美国司法部确实将皮耶鲁奇入狱与阿尔斯通不配合调查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更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影响了阿尔斯通出售资产的程序,使潜在的美国买家受益。法国议会一次又一次地就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进行交易的情况展开讨论。要知道,法国曾经以战略重要性为由阻止达能公司被收购,而后者只不过是个酸奶制造商。作为一家为法国核电站和潜艇提供涡轮机的公司,阿尔斯通竟然要卖给外国竞争对手,这其中的高度敏感性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当时阿尔斯通高管的说法,2013年7月皮耶鲁齐认罪后不久,阿尔斯通就首次尝试与通用电气进行交易。在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出现之后,阿尔斯通和皮耶鲁齐所面临的法律压力似乎有所减轻。首先,针对高管的逮捕行动停止了。2014年4月24日交易达成的新闻公布,就在前一天,阿尔斯通的第四名高管在美属维尔京群岛被捕。两个月后,就在阿尔斯通高层签字将公司资产出售给通用电气的同一周,皮耶鲁齐的保释申请终于得到批准,那时他已在监狱里待了14个月。

  没有迹象显示通用电气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只能说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其能把本国的反腐规范强加于世界,这可能使美国公司处于优势地位。在收购阿尔斯通资产的竞争中,通用电气比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等外国公司更有优势,其法务部门比外国公司更擅长通过谈判与美国司法部门达成协议。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收购协议中,通用电气同意支付阿尔斯通旗下电力部门因过去的不法行为而被判处的罚款,尽管其中部分罚款是阿尔斯通其他业务部门造成的。有意参与竞购的外国公司也要考虑这部分罚款的数额,但它们还是处于劣势:通过查询领英资料可以发现,通用电气和其他美国公司一样,雇佣了多名美国司法部前职员。最后,美国司法部下令由阿尔斯通在法国未被收购的那部分实体缴纳罚款,而不是通用电气来支付。

  通用电气这样的美国集团公司可以帮助阿尔斯通规避美国的司法风险。在收购协议远远没有达成的时候,甚至在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和解之前,代表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的律师便进行了磋商。美国司法部的和解文件里提到通用电气承诺在阿尔斯通“实施(通用电气的)合规与内控措施”。在美国法庭上,来自本国知名企业的保证比外国公司更有分量。与同样面临美国司法部腐败指控压力的西门子公司不同,阿尔斯通成功避免了美国在公司内部安插“监控员”命运。反正美国检察官的目标是规范阿尔斯通的行为,那么这项工作其实可以让通用电气来做。

  法国国会议员反复质询克朗,公司或个人面临的法律压力是否影响了他出售阿尔斯通大部分资产给通用电气的决定。克朗极力否认这一点,并称只有阴谋论者才会把出售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调查关联起来。但许多政府高官也支持这个“阴谋论”。2015年,时任经济部长的马克龙在接受国会质询时表示,“他由衷地相信”,美国司法部的确使克朗先生倍受压力。马克龙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深信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与克朗先生(向通用电气出售公司资产)的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没有证据。”

  2014年12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股东特别会议上,克朗出售公司资产的决定得到了正式的支持。机构股东支持这笔交易,而散户们则不同意。有人问克朗,是否是阿尔斯通的法律纠纷导致了这一意外事件。“别再为了批判一桩好买卖而绞尽脑汁虚构原因了,”克朗回复道,“这种受虐狂心态太可怕了!”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均拒绝评论本文;美国司法部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电气“触电”

  然而收购阿尔斯通却对通用电气产生了戏剧化的反作用。该公司电力部门的麻烦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公司股价在过去五年里暴跌了三分之二。伊梅尔特的继任者——同时也是阿尔斯通交易的设计者——约翰•弗兰纳里,在接管这块烫手山芋一年之后,于10月1日被解雇。阿尔斯通在法国继续存在,只不过规模变小了,它目前正在试图说服欧洲监管机构允许西门子公司收购其最后一个大型业务部门。

  克朗在出售阿尔斯通主要资产之后几个月离职。回望过去时他认为,通用电气后来的遭遇证明了他出售阿尔斯通的决定是基于商业逻辑,而非法律压力。因为通用电气为阿尔斯通的资产支付了过高的溢价,这笔交易理应被视为阿尔斯通股东们一次彻底的胜利。

  然而,美国达成法律和解的手法的确很粗暴。法律程序必须透明、独立,而且在外界看来也应当如此,这才具有合法性。在本案中,法律程序和商业程序令人不安地交织在一起。2014年冬天,就在股东们批准出售阿尔斯通的同一天,阿尔斯通的律师签署文件承认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他们同意以7.72亿美元的罚款和解本案。阿尔斯通的法律纠纷就这样结束了,但曾经的阿尔斯通也不复存在了。

  (观察者网鲁末译自《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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