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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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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6 03:17: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 唐律疏议V •作者:  唐律疏议V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中记载“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么,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麼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对待平民的态度。

  国民党军,在历史上曾因军纪太差,对民众如狼似虎,而被老百姓怒称为“遭殃军”(取其与“中央军”谐音之意)。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当事人很多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就开始以为:这或许只是大陆处于敌对方而对国民党的污蔑宣传吧?事实上的国民党军队,应该没有那么不堪吧?

  首先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我们伟大的蒋公……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这是蒋介石1949年对国民党军军纪的总结。但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抨击国民党军队的军纪问题。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么,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麼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

  蒋介石红口白牙做了死证:国军当年对百姓的抢劫掳掠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据他所说,这还是令他最始料未及和痛心疾首的。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意识到将军纪败坏会成为打败仗的主要原因。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指1944年豫中会战——笔者注)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而且这还不仅仅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认识。其他国民党军官——无论是杂牌的还是嫡系的——都提到了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残害民众的现象。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

  ——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1938年8月7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页

  【“几年来剿共劳而无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剿共部队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腐化恶化,为人民所痛恨,致共区有‘宁可给匪杀,不可给兵扎’之语。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第2章第8节“张英部的改编”

  【“军纪废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陈诚总结的“围剿”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1年6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0007744。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页

  【“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笔者注)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干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第一章“中国内陆”

  【“平静的寺院日子,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当时日本人投降,内战爆发。新四军首先到了狼山,天真的我们及邻区的乡民还不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很高兴,经过长期日本人的迫害与占领,好运终于降临了!共产党宣称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的党,他们看起来和善、周到、有纪律。他们不索求食物,也不威胁人民。……后来国民党来了,控制了乡间;共产党转入了地下,开始打游击战。

  国民党的军队进驻我们的寺院。每回有新的兵团到达,我的师父就会为他们准备特别的晚餐,而他们却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成群地下山,在共产党不经意的时候袭击、围堵他们。很快地,国民党的军人害怕起游击队,因此当他们进城时,便会换穿平民衣服,并要我陪着。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除了美制的武器,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们军饷微薄,常常挨饿,士气长久低迷,他们把古老寺院的门板拆下来当床;打烂了无价的古董桌椅,拿去当柴烧;殴打僧众,当他们抗议时,连我也被打,只是我还小,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惩罚。

  他们拆毁寺院,使乡间陷入恐惧,寺院无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

  ——[台湾]圣严法师:《雪中足迹》,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50-51页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是国民党军队的官方报告。而张发奎、陈诚分别是国民党军队中杂牌、嫡系的高级将领。黄仁宇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也就是说,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论对蒋介石的亲疏远近,都承认国民党军队存在严重的军纪、扰民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军纪问题是导致失败(无论是和共产党作战时失败,还是抗战时打败仗)的重要原因。如“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以这样比共军还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计眼前的利害,当然宁愿为共军所裹挟,而不愿帮助国军剿共了”等等,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国民党将领对国民党军队因军纪问题导致战败的恨铁不成钢。

  除了国民党将领之外,国民党军队残害民众的实例还有很多。如众做周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长沙文夕大火事件。此处就不赘述了。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当我们指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却未必知道:南京城的第一批难民(甚至可能还包括第一批惨遭屠杀的百姓)是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造成的!

  【“今天,我们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声音似乎来自南面。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日本人就会到(南京)城里来。我担心中国军队被困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接收了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南门附近和城市的东南地区。”】

  ——《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8日

  【“今晚,城市的西南角火光冲天。在下午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西北方向外,到处浓烟滚滚。

  中国军队的目的是把所有妨碍他们的障碍清除掉——妨碍他们射击,并可能利于日军埋伏或成为掩护日军的屏障。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斯说,他看见火是用煤油点燃的。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过去两天大批拥入城内的难民。如果这种方法能使日军延缓12~24个小时进城,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因为它给平民造成了如此大的灾难。”】

  ——同上书1937年12月9日

  魏特琳是美国人,女传教士。她的《魏特琳日记》记载了南京被日军攻陷前后的惨状,是今天我们指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她却同时留下这个记录:在日军破城5天前,还没等日军开始屠城,国民党军队先对南京城外的无辜平民和民房进行了扫荡。他们强迫居民离开,否则就枪毙。然后他们烧掉了大面积的民房。

  当然,其目的是在于扫清射界,防止城外民房成为日军赖以利用的掩蔽之处。这个理由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但结合南京战事后来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这些平民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比一个庸医要给病人开刀切除阑尾。庸医把病人开膛破肚之后,草草翻了一下,没找到阑尾,然后就连创口都没缝上撂下病人自己走了。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对待平民的态度。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03:25: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丧权屈辱才是真正的民国范儿。。。

  
  •来源: 察网 •作者: 胡懋仁

  不少人对所谓民国范儿十分欣赏。在这些欣赏者的人当中,有些人根本就没在民国时代生活过,不知道他们的欣赏来源于何处。也有的人是从民国那个时代过来的。如果这样的人也欣赏所谓民国范儿,那他当时的生活同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相差极远,应该是属于养尊处优的那一类人。


  不少人对所谓民国范儿十分欣赏。在这些欣赏者的人当中,有些人根本就没在民国时代生活过,不知道他们的欣赏来源于何处。也有的人是从民国那个时代过来的。如果这样的人也欣赏所谓民国范儿,那他当时的生活同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相差极远,应该是属于养尊处优的那一类人。

  这倒并不是说,所谓民国时代就一无是处。毕竟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比起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生之前,中国各地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即使一些殷实人家,也避免不了土匪与乱兵的骚扰而致家破人亡。这就更不用提生活在底层的普通百姓了。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更是前所未有。我一直不看张爱玲的书。过去,从未听说过此人。居然一夜之间,名声鹊起,再一细问,乃是日本侵华期间,生活在沦陷区的文人,且所著文字与抗战、与人民遭受的苦难毫无相干。这样的文字,即使再美,又当如何,不过是李后主之类的呻吟罢了。而李后主今天流传下来的,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句子。当年他做皇帝时的淫词艳曲,可有多少人记得一句半句?

  作家王蒙提到了旧中国的北京。他的印象就一个字:脏。哪儿都是脏土、垃圾。不知道在这种环境生活着的人们,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或许早就麻木了,没有什么感觉了。但肯定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没有一个人是无动于衷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表面的背后是人民的无奈,是统治者的冷漠。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国,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国,有谁会去留恋它?如果不是旧中国的遗老遗少,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者那一伙子里的人,谁会有这样的感觉?

  今天看到的一些关于旧中国的照片,人们的脸上是愁苦的,衣裳是褴褛的。没有健康的欢笑,没有儿童的天真活泼。这一切一切,都在宣告着这样一个社会,如果不加快覆灭,真是天理难容。卖儿卖女、典妻卖妻,一切非人的行为,在那个社会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了。哪一件事不是让人触目惊心,心头悲凉?

  前几天读到纪念刘胡兰烈士牺牲七十一周年的文字,心中感慨万千。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面临着各种悲惨的命运。旧社会的劳动者,他们的女儿则会遭受到更加悲惨的生活。刘胡兰的家乡来了共产党,来了八路军。刘胡兰懂得了,要改变自己曾经被注定的命运,只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阎锡山的勾子军来了,摆下铡刀屠杀革命人民。刘胡兰英勇不屈,慷慨赴死,此乃真英雄也。她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她懂得,她的牺牲就是对旧制度的反抗,就是对旧制度的抗争。如果她放弃反抗和斗争,她必然就要回到她们那个阶级妇女曾经遭受到苦难的过去。而这一点,她是绝对不可再继续忍受下去的。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毛泽东,像刘胡兰那样的女性,即使个人再要反抗,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才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命运,中国才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这条道路已经开拓出来了,只能继续向前走下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的中国,还不是放弃革命使命,只想安安稳稳做什么执政党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看不得中国人民走上的这条革命道路,他们没有一天不想把中国革命永远扼杀掉。因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老爷们的好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甘心忍受的。我们的人民,也不要忘记,过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可以永享太平了。没有这种事。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一起在呼吁我们的人民,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这就是在告诫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不能忘记,老百姓要过上长远的好日子,是不能忘记那些依然想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们的痴心妄想的。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革命党,革的是剥削阶级的命,革的是私有制关系的命。这个任务到了今天还没有完成。私有制一天不消灭,剥削阶级就一天不会甘心。当然,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在今天就把私有制关系一下子就消灭掉。甚至于,为了在将来消灭私有制关系,我们今天还要保留和发展一段时间的私有制关系。但是,共产党人的最终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一点,共产党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永远不能丢掉的。这个使命没有完成,共产党人的革命任务就永远没有完成。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03:25:45 | 显示全部楼层

溪口雪窦山 张学良第一幽禁地。。。

  


张学良被幽禁在雪窦寺旁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少帅”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山招待所开始了他漫长的幽禁生涯。

  雪窦山是弥勒佛的道场,千百年来,香火旺盛,高僧辈出。1937年初,张学良在蒋介石行宫溪口文昌阁短暂停留后,被安排到雪窦山上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居住。

  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是1934年6月建成营业的,位于山腰,设备良好,有客房六间,一个餐厅。六间客房被改造成张学良的卧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卧室里有羊毛地毯、席梦思软床,卫生间有抽水马桶,还有取暖用的壁炉等,一切布置均十分洋化,符合张学良的口味。张学良初到雪窦山时情绪低落,后来夫人于凤至和秘书赵一荻获准轮流前来陪伴,张学良的情绪才慢慢好起来。

  张学良在雪窦山生活期间,蒋介石派一个连的士兵看守他,还划定了活动范围“东不出镇海口,西不过曹娥江的60公里之内。”

  张学良在雪窦山生活了八个月的时间,在1937年中秋节后,被押送到安徽黄山,此后辗转多地,一共被幽禁35年,直到1990年才在台湾重获自由。



张学良塑像



此处是张学良第一幽禁处



张学良幽禁处的客房,宋子文等人曾在此下榻 



张学良卧室



赵四小姐以秘书身份陪伴张学良度过幽禁岁月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在台北结婚



张学良与于凤至在雪窦山小憩 



蒋介石曾派一个连的卫兵驻守张学良住处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03:2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大官怎么说。。。

  
  •来源: 察网 作者:保赞唐

  国民党员李宗仁则在回忆录中批评蒋介石:“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 ……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些传媒上、在互联网上吹捧蒋介石,吹捧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似乎成了很时髦的事。其实在这批人当中,老蒋真正的粉丝很少,而滥竽充数的冒牌货极多。这帮滥竽充数的人可谓形形色色,有文化流氓、有寻衅滋事的,有拿钱凑数的,有神经错乱的,有缺乏信仰的,有跟着起哄的……他们之所以混入蒋粉的被窝里,就是为了便于散布谣言,兴风作浪。

  《剑桥中华民国史》公允地评价道:“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

  然而到了1927年,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当口,蒋介石依仗枪杆子,突然倒转枪口指向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他不光屠杀共产党人,还狠狠折腾了一把国民党。

  军事政变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极大混乱。蒋介石借机清除了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自毁了基层组织,愣是把一个还算正常的国民党折腾的七零八落,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

  蒋介石清党开了一个恶劣先例,是依靠军警力量进行的一场血腥屠杀,各地滥杀无辜,几乎毫无节制。清党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约为100万人;清党后,40万国民党军队党员与海外党员还可以幸免一劫,但是国内60万普通党员大多被清洗。

  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人即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国民党员、农工群众占遇害者的九成以上。国民党1929年10统计,包括清党期间乘虚而入的地痞流氓、投机分子等乌合之众在内,国民党国内60万普通党员只剩下20多万。

  在不少资料中,保赞唐看到:国民党各地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土豪劣绅打着清党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地痞流氓,胡乱招募投机腐化分子加入国民党。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所剩无几。经此劫难,国民党被折腾的七零八落,腐败不堪,从此四面楚歌,可谓天怒人怨。

  1928年3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认为清党造成了严重后果:“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

  同年4月,《中央日报》连载一封读者来信,来信反映:“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时也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

  1929年10月,国民党员宋哲元批评南京国民政府“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1930年3月,国民党南洋同志会通电讨蒋:“蒋中正已经由党员而为军阀,把持中央,滥施威权,对军政则用收买手段,对民众则用屠刀政策,试观近二年以来,籍清党为名,乱杀学生工人,阴图大权独揽,封建势力,复盛一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多为军阀土豪劣绅地痞操纵。”“政府滥发公债和苛捐杂税,人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

  1930年4月,国民党员阎锡山评论蒋介石“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用大白话讲就是老蒋人品不怎么样,私心很重,喜欢耍威风,不是用开会选举的办法,而是要依仗枪杆子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


  阎锡山还提到当时的中国“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1931年,国民党员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却很能赢得民众。陈肇英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某家或某村有了困难,教会就组织一些人去提供帮助,排解困难,而地方党部和党员什么利民的好事都不愿去做。

  国民党员李宗仁则在回忆录中批评蒋介石:“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 ……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

  值得注意的是,“绑匪手段”并非是抨击蒋介石的蓄意夸张之词,如果会议开得不如老蒋所愿,他真的会采取这种手段。


  李宗仁还提到,老蒋“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皇亲国戚”,自然是指老蒋配偶宋美龄、大舅哥宋子文、连襟孔祥熙等人。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这个“贻害中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其他各国产值的7倍。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有资料显示,1932年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


  1930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会后发表宣言:“蒋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一无保障,党至不党,国亦不国……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除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

  1945年,美国人李敦白在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一天,一个美国士兵喝醉了酒,开着卡车撞死了一个12岁的名为李木仙中国女孩子。女孩的母亲深受精神刺激,不久就去世了。女孩的父亲经由甲长、保长,向美国军方提出索赔。

  李敦白走访调查后,向赔偿部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军方给予最大可能的补偿。但是,理赔官决定只赔偿26美元,要知道,当时在美国撞死一匹马都要赔150美元。李敦白没有办法,只好将这少的可怜的26美元交付给女孩的父亲。

  然而,让李敦白更加意外的情景出现了,当天下午这位父亲带了6美元送到他的办公室,显然他也将李敦白视作贪腐官员的一分子了。在李敦白的追问下,这位父亲表示甲长、保长也各有一份。一个底层的老百姓觉得有必要给甲长、保长一点回扣,给递交报告的美军官员一点回扣。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十分微薄的赔偿金里榨取一份。在当时的中国,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农民要控诉统治他的寡头政权,是决无效果的。他要控诉不法的捐锐,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蛮,必须向地方政府请愿,而地方政府的组织,恰恰就是保护压迫他的一群人的组织。”

  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蒋是一个掌握实权的中国气息十分浓厚的中国人。我最初对他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史多次证明:即便在医疗条件很差的古代,只要老百姓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全国人口是可以实现较快增长的。

  唐朝初期,唐太宗把归降的草原突厥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州、并州、冀州等地。魏征上书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老魏的意思是,投降唐朝的突厥部落大多是青壮人口,相比中原地区他们特别能生,加之政府又帮助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也许用不了十年,这些部落大概会增加一倍的人口。

  保赞唐查阅的资料显示:在西汉前期、在唐朝前期,全国人口都曾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了一倍。再比如自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五年,由于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广泛种植,清代人口在五十年间也翻了一番。

  所以,人口增加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时是:第一,人口出生率不应太低;第二,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必须解决。

  然而,自从1836年中国达到四亿多人之后,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尽管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总和生育率接近6.0,但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却长期停滞不前。摆在老百姓面前的最大问题是长年累月的饥饿,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03:33:41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大官怎么说【续】。。。

  

  1940年代,山西省的一些农民向美国人韩丁讲述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树皮。因为肚子饿,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槽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 睡在炕上,从屁腮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自己也投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王从来媳妇向韩丁讲述道:正在那时节闹起了大灾荒,从来设法子,只好从太原回来,身子骨却落下了病。我那块地里总共收回来两袋粮食,交完税后,一粒也没剩下。因为没什么可吃,从来那病更厉害了。那时我已经养下了两个娃,一个小子,一个闺女。我们娘儿三个出去要饭,有时候跑得太远,黑夜回不了家,碰到有庙让住就住进去,找不到庙就在露天里歇息。有回我问娃们,‘你们怕不怕? ’他们说,有吃的就不怕。’可是撞上那个灾荒年头,想要找点吃的别提有多难了。我们被迫卖了地,靠换下的两石多谷子整整过了一年。不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就和这点粮食搀在一块吃。可是什么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找到,树上的叶片都让人家采光了。

  王从来夫妇的悲惨人生并非仅是饥饿。因为灾荒年把地卖了,只好靠打零工拾麦穗生活。一天小女儿在村外拾麦穗时,被狼咬伤,大腿上被狼撕掉了一大块肉,尽管孩子被救回来两眼还有神采,但是民国的乡村一无医二无药,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

  韩丁在《翻身》中写道:“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苦难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那时候张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还不是这种或那种苦难,而是毫无改变的希望。可怕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并且永远不会完结……大部分人都是每况愈下,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痛苦不堪。”

  1929年,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绥远省看到了一个饥饿的中国,景象令人惨不忍睹。他这样描述一个饥饿的农民:“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 20 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他还看到,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的小身躯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

  不过,让埃德加·斯诺十分吃惊的是:在许多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有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和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就可以收购饥饿农民的耕地。做官的依然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

  斯诺不得不问自己:农民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为什么不联合成一股大军,从“恶棍坏蛋”,“流氓无赖”手中夺取可以活命的粮食?

  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编著的《陕西省农村调查》记载:1933年陕西一些地方“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璇曾经直言不讳的回忆说,在30年代的西北地区,他看到很多老百姓穷到没有裤子穿。

  请留意,这不是说在严寒的冬季,贫困地区某个家庭因为缺少厚棉裤,在屋子里“猫冬”,裹着棉被御寒;而是说很多的老百姓在春夏季缺少最起码的裤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

  “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

  “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1937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

  人们在饥饿的长期摧残下,监狱都会成为一个好去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多年之后,人民生活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人口死亡率和晚清王朝、北洋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仍然居高不下。费正清注意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的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

  国民政府实业部排除战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五年第三编》中公布:1931至1934年,苏南地区江阴县农村人口年均死亡率高达40‰,1936年全国各省区平均人口死亡率接近28‰。

  日本学者饭田茂三郎认为1931年民国人口死亡率超过40‰,民国学者陈达认为1934年全国人口死亡率高达33‰。

  综合以上数据,不难看出,1927至1936年,中国年均人口死亡率超过30‰。

  保赞唐查阅的英文资料显示,在同一时期,荷兰、挪威、丹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瑞典、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人口死亡率已经降低到12‰以下。1927年至1936年,东南亚的菲律宾年均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至17‰。



图表:1927至1936年菲律宾人口数据

  与荷兰、挪威、丹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瑞典、阿根廷、乌拉圭等国比较,1927至1936年,民国年均人口死亡率高出约20个千分点。在“黄金十年”, 民国近5亿人口因饥饿、营养不良、小病不能及时治疗而致死的人,平均每年接近一千万人。

  即使以菲律宾人口死亡率作为参照,在“黄金十年”,民国因饥饿、营养不良、小病不能及时治疗而致死的人,平均每年也多出了约700万人。

  有不少媒体报道,在北洋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仅是死于饥饿的人平均每年就有500万人。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员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自觉生死未卜,1937年1月6日写下日记:“西安之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惜国难家仇未报,中国人30岁为高龄,余已36岁,还有何惜乎!”


  三十多岁竟也称之为高龄,这里面有多少百姓的无奈和眼泪?保赞唐认为,张学良写下的此段文字颇有历史价值。

  作为一个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很快保障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此后,新中国兴修水利,增产粮食与肉类食品,努力发展防疫卫生事业,增强了人民体质,人口死亡率1953年迅速下降至14‰,1955年降到12.3‰,1956年降到11.40‰,1963年降至10‰,1969年降到8‰,1973年降至7‰。(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费正清注意到:19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显著高于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经济在战争中遭受严重创伤,而印度并未遭受战争的破坏。保赞唐查阅的资料显示, 1950年印度人均GDP比新中国高出41个百分点,1951年比新中国高出30个百分点。(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尽管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新中国经济起步条件、外部环境都远不及印度,但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至8‰、7‰,反而比印度提前了34年和39年。


  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新中国,人口死亡率应该长期高于印度,方能符合经济规律,方能符合正常预期。

  1971年,新中国提倡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而1949年之前一百多年间,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保赞唐查阅的资料显示,由于城乡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节育服务的广泛开展,7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由1970年的5.8降至1979年的2.75,下降了一半多。

  直到21世纪,仍然有人在大肆传播无耻谣言“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让学术蒙羞。他们疯疯癫癫,确实已经无药可救,而大多数有良知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提供的节育服务,是最受广大群众认可、成绩最显著的十年。

  1949至1979年,尽管妇女总和生育率比晚清、民国时期有明显下降,但是新中国在这三十年间,人口仍然增长了四亿三千三百万。


  从1836年至1936年,一百年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是长期停滞不前的;然而新中国在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能增长4.33亿人口呢?

  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反差,就是因为新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确实太猛了,是因为英雄前辈们艰苦奋斗、勇于“挑战不可能”。这样的成就,在人口大国中可谓史无前例,后无来者。

  这一切快速的改变,完全超出了老蒋的思想空间、智慧空间,当然也不是他的眼光、能力所能企及的。

  在《我所受的庭训》中,蒋经国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蒋介石:“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其中第一段文字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认为:如果能让中国的老百姓不饥不寒,特别是让老百姓吃上肉类食品的机会再多一些,那么这样的业绩堪称王道,是一代英雄才能做出的业绩。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03:35:54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大官怎么说【续二】。。。

  
  有些“蒋粉”读到这,一定会说了,蒋介石如果在大陆继续执政几十年,人口死亡率也不至于一点都不降吧?毕竟医疗技术也在慢慢进步。更何况,台湾经济不是搞的很不错吗?

  这些问题,我们会在文章《台湾经济起飞有哪些特殊因素?》中,在后续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开拓新路造福后人,蒋介石与大能人们遥不可及》系列中,用一定篇幅,拿出数据来源和比较研究的具体步骤,把问题讲透讲清楚。

  在这里,笔者需要初步交待的是,经过计算,1949至1979年,相比蒋介石的执政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前辈至少将一亿八千万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而且,普通老百姓吃到的猪肉也增加了好几倍。您没看错,相比民国“黄金十年”,普通老百姓吃到的猪肉不是增加了0.2倍,0.3倍,而是增加了好几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毛泽东周恩来开拓新路造福后人,蒋介石与大能人们遥不可及》系列中,拿出坚实的证据,交待清楚。

  1979年,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经辞世,但是从全局范围来看,新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民生政策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依然是1976年的政策体系。

  换句话说,蒋介石如果在大陆继续执政几十年,中国死亡的人口至少会增多一亿八千万。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此项业绩,即便是保赞唐非常敬仰的一位真英雄——先秦时代的墨子也无法做到。尽管两千多年以前的墨子是一位集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团体领袖、逻辑学家、科学家、制造专家、军事家于一身的人;尽管墨子的思想一流,科学技术一流,但是他老人家因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难以完成心中的夙愿。

  好在墨子学问大,懂得多,学贯文理,能文能武,又是位善于发明创造的制造专家,他和学生们自食其力,收入来源多渠道,生活上虽然不是锦衣玉食,但还算富裕。

  墨子与学生之间情同父子,共同坚守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老人家闲暇时,还可以去泰山游一游,与学生共饮美酒,吃着孟子都十分羡慕的肉。

  而当时的儒生们大多穷困潦倒,诸侯把你赶出门外,就没有饭吃,累累若丧家之狗;运气好得来个饭碗,还要时时看主人的脸色。

  尽管儒生们拿着诸侯拨发的很多宣传经费,背后有专制权力、地主豪强做靠山,他们还是被墨学批判得毫无招架之力。

  儒生们诈骗的那一套理论把戏,早就被墨学掀开了层层的遮羞布,其核心理论的内在矛盾根本经不起逻辑验证。他们实际上是说着一套而另做一套,挂着羊头卖狗肉,这简直是欺世盗名,是在愚弄老百姓。

  面对墨学强大的思辩精神,面对墨学并非空想的社会理想,面对墨学的正义之剑,那些依附权贵的大儒们,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与专制权力、地主豪强互相勾结,全面制造谣言,向墨泼污水,大肆歪曲墨学,刻意遮蔽墨学,合力围剿墨学。他们为了一己之私,颠倒了黑白,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格。

  久而久之,不少人会觉得墨学是让老百姓受穷受苦的学说。其实,这是一些人刻意捏造的谎言。墨学认为老百姓的生活富裕是头等大事,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使能,贵义重信,怎么会去主张大家都过穷日子呢?

  比如,保赞唐从史籍中看到是墨学消除贫困,带领大家走上了富裕之路。墨子的学生曹公子就说过:“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

  曹公子说的是:开始我到您门下学习的时候,穿着粗布短衣,吃着野菜一类粗劣的食物,早晨吃了,晚上可能就没有了,自己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但是因为学习了墨学后,就变的有不少家产了,日子好过多了,生活富裕多了。

  正是因为墨学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先秦时期的墨学才能成为“世之显学”,才会有“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学“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所以诸侯弟子多往学之,天下男女皆愿归之。

  孙中山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梁启超说:欲救中国,厥惟墨学!

  章太炎说: 墨子之道德,非孔老所敢窥视。

  陈独秀说:假若墨学不绝,汉以来的历史绝不会如此。

  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

  毛泽东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蔡尚思说: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杨向奎说:墨子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

  胡适说:墨子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季羡林说:墨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

  ……

  一些所谓的“精英”,不知他们怀着怎样扭曲的心理,就喜好歪曲墨学,向墨学泼污水,而且自以为自己聪明正确。这么多的伟人名家都敬仰墨子的人格力量,发自内心推崇墨学,难道是纯属巧合吗?究竟是一个自封的“精英”智慧多呢,还是几十位举世公认的伟人名家智慧多呢?

  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墨学,有那么多墨家弟子甘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去保卫公平正义、扶危济困,恰恰印证了墨子的内心燃烧着理想的火焰,印证了墨子是个中华伟男子,是位真英雄!


  对于新中国的业绩,也请那些“蒋粉”们不要胡乱猜疑,我们一向用坚实材料说话,而且是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材料和数据。

  回想两年前,为了检验一篇文章的草稿是否存在明显疏漏,笔者曾在某论坛发过一篇主帖,主贴内容赞颂了新中国的英雄前辈。然而,让笔者甚感惊讶的是,几天之内,无理取闹的回帖竟然多达500多个。好在论坛里还是有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在几位侠士鼎力相助下,经过一番论战较量,那些“蒋粉”灰溜溜地跑掉了。

  对于那些到处折腾、煽风点火的“蒋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因为他们已经误导欺骗了很多青少年,甚至在某些领域他们确实颇有收获。



▲几年前,一讲师在台湾电视节目中声称:大陆人民太穷,消费不起茶叶蛋、泡面

  这些“蒋粉”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么误导欺骗广大青少年呢?我们会在《毛泽东周恩来开拓新路造福后人,蒋介石与大能人们遥不可及》系列中,揭露他们,并用坚实的材料破解他们的谣言;也会在后续文章《什么是浩劫?盛世年代、乐园国度又是什么样?》中做出进一步交待。

  不过,保赞唐承认,蒋介石还是有不少优点的,毕竟他在努力改进自己。比如说,从不爱读书变得爱看书,从一个好色之徒变得逐渐自省克制,从一个上海街头的小股民转变成了一个讲究站姿坐姿的政治家,蒋介石改变确实不小,有毅力,很励志!

  就拿读书来说,蒋先生读书有些心得,还要写笔记日记,讲究学以致用。这种读书的方法和毅力,确实胜过了很多普通人。

  无论怎么讲,蒋介石也是一代枭雄,那么多国民党大官抨击他,痛斥他,他当然会把皮球给踢回去。善于训人骂人的的蒋委员长,又是如何高调回应那些国民党大小官员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过两三年,蒋介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就已经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干部进行痛斥。

  1930年10月,老蒋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

  1932年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

  1933年老蒋进一步指责国民“无能”、“失信用”。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

  1935年,在峨眉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更是毫不留情的开骂:“我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1944年7月,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毫不留情的痛斥腐败,激情澎湃的骂人,绝对可以对得起蒋中正这个“伟光正”的名号。总之,中正先生公正的讲了真话,讲了压抑很久的实话: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我们抗战七年,牺牲无数民众,伤亡几百万军队,不仅失地没有收复,而且耻辱一天比一天加重!”

  “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

  “因为我们现行的办法,有些几乎是纵容一般部队公开舞弊,使一般部队不能不吃空额,不能不贪污,不能不腐败!”

  “试问一个军队要藉空额来维持预算,要出卖军粮来周转经费,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

  “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
  
 楼主| 发表于 2018-4-16 03:36:4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大官怎么说【续三】。。。

  

  “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

  “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遑,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作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如果联系到蒋介石北伐之前的讲话,就会发现,他此时就想表达这么这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国民党曾经是一个进步的党,一个光荣的党,一个懂得为老百姓谋点福利的党;但是短短二十年后, 有相当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是真正的国民党,而是扰民流氓,是腐败分子、是拿钱不办事的官僚寄生虫,他们哪里还有国民党的样子?

  此时的很多国民党员到处吃喝敛财,当初的理想早已丢得一干二净,国民革命军也不想革命了。

  一口一句“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叫我们怎样作人”,“无面目作人”,“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说到底,在保赞唐看来,蒋委员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某些时候确实很有自知之明。

  中国国民党优秀的右派党员中正先生,拍桌子,瞪眼睛,吓唬贪官,不仅有民国范儿,还彰显十足的愤青范儿。

  1948年11月24日,老蒋与蒋经国谈时局,并在日记中写下:“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

  蒋介石一方面筹备撤退台湾,一方面还要写日记痛批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干部。老蒋这么忙,实在累得够呛,过得不易。

  总之,蒋介石已经把一个还算正常的国民党折腾成这副模样了,对国民党的组织、政权、军队在大陆的表现已经近乎绝望,只能“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跑到台湾另起炉灶了。(后来台湾经济之所以排在亚洲前列,除了令人困惑的国民党土改,还有至少七个特殊因素起了助推作用,而这些情况大陆青少年知之甚少。)

  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痛骂蒋介石,老蒋也反过来骂他们。保赞唐认为,他们这样有来有往,也算是公平合理。

  此外,蒋介石写日记,还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蒋介石生在中国,就是让他来救中国的。老蒋对自己估价很高,他认为自己也是“太极”的代表,代表宇宙、社会、道德的最高法则。







▲ 蒋介石铜像雕像在台湾屡屡被民众恶搞
反而在大陆一些传媒、互联网上,“蒋公”时常受到吹捧

  蒋介石甚至说,他在抗战里也发明了一些战术,这些战术可以跟古代军事家孙子相比,极端自我迷信。无论什么事情,任何人去做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么事情他都要管,都要独断下命令。(参见杨天石《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感慨:“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蒋介石之妻宋美龄

  学者王奇生看蒋介石日记,有一个感受是:蒋在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

  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蒋给前线打电话,他不打给战区司令官,他经常打给师长、打给团长。国民党员徐永昌因故在日记中指责蒋介石:“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蒋介石却在千里之外越级指挥、遥控指挥,这个战役让前线司令官怎么指挥?老蒋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为什么屡屡犯军事大忌却不思悔改呢?其实也简单,除了他自己,在成堆的国民党官员里,老蒋对哪一个都不放心,哪一个他都看不上嘛!


  ▲ 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老蒋搞在一起,哪怕只是照个合影,智商似乎都会下滑一截


  ▲ 解放军将领和领袖在一起,生动活泼,令人振奋

  按说,指挥打仗水平不够,有点实干精神也能向民众交代、向历史交代。然而蒋介石几乎没有多少实干精神。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成立直到1937年,总体上仍旧依靠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遗留下来的几个兵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寻求西方国家一点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四处奔波,仰人鼻息,十分艰难。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受人接济,被人轻侮。”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工业如能搞出点样子,日军想要占领南京,入侵太原、武汉、洛阳、衡阳,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谓的“黄金十年”从时间上看,等于两个五年计划了,中正先生与同僚们搞了那么多年经济建设,粗钢年产量竟然还在四万吨左右徘徊,原地踏步整十年;与清朝末年、北洋时期相比,不少年份甚至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怪现象。老蒋懒政怠政,可谓不惊世人不罢休。

  当然,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大陆也不是干什么都不如愿。保赞唐始终认为,人家的日记写的就不差,既缓解压力,又能自我励志。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衡阳保卫战打响一个多月后,老蒋在日记中写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老蒋一面乞求外国的援助,一面哀求、贿赂西方救世的大菩萨,他不仅看不到数亿民众当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也无法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强国之路。

  作为一个鲜明对比,新中国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经济建设,1956年解放牌载重汽车、歼-5喷气式战斗机已经批量生产,1957年钢铁年产量达到五百多万吨。短短几年,新中国国防军事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受制于人的窘境,让侵略者望而生畏,让各国刮目相看。


  一些有意吹捧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文章往往会加上这么一段:“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122.74亿元,比1927年增加80%” 。这里面有多少是民族资本,又有多少是外国资本暂且不论,十年80%的增长率是否也值得大书特书?

  作为“黄金十年”的一个对照,1959年新中国工业产值达到538.5亿元,比1952年增加349%,而且只用了7年时间。80%,349%,究竟哪个时期增长快?10年与7年,究竟哪个时期才有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

  在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已有的电力基础上发展电力事业,蒋介石并不缺少电力工程人才。但是,蒋介石治理了二十多年的民国除了少数大城市,全国99%的地方到了夜晚仍然一片漆黑。

  像孙运璇这样的电力奇才,在西宁电厂苦干大干,也只是建成了40多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当时西宁电厂的电力勉强可以点亮几百个电灯泡,用于工业则根本谈不上。

  一个省份的省会尚且如此,又何谈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

  有些“蒋粉”还是不以为然。他们狡辩说: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各军阀把财政的大头儿都用在了军事上,国民党各路军队总计有近200万人,所以没钱搞工业建设了……

  作为一个参照,1952年初,新中国全军员额为600多万人;1952年底,新中国全军兵力为406万人;1956年新中国全军兵力仍然接近400万。

  显而易见,面对霸权国家的军事威胁,1950年至1957年,新中国保持的军队员额比民国“黄金十年”时期还要多。无论这些“蒋粉”如何胡搅蛮缠,都遮掩不了历史的本质问题。

  中华大地的江河还是那些江河,人民还是那些人民,为什么新中国就有能力快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呢?更何况,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还打了一场高强度的抗美援朝战争!

  1944年9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

  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用大白话讲就是回想自己的过去,虽然骄傲专横,脾性暴躁,搞了一些凶暴残忍、杀戮无辜的荒唐事,但是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报应吧?

  应当承认,到了抗战后期,面对糟糕窘迫的局面,蒋介石是做了不少自我反省的,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很不彻底,只是触及了一些皮毛。

  同许许多多国民党抗战老兵一样,抗战将领陈明仁后来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为特邀代表,他曾有过一段发言:“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黄埔将领陈明仁不光会打仗,还善于演讲,是位不多见的人才。保赞唐认为,陈明仁的讲话水平不仅在蒋校长之上、也在国民党员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之上。

  蒋介石已经忘掉了初心,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学生批评校长可谓言辞犀利,句句说到点上了。

  1949年,蒋介石不得不检讨承认:“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当政20多年没管过老百姓的生活福利,官僚主义达到此等境界,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可以推行减租减息,兴办夜校、冬学、识字班等基础教育,而蒋介石在安稳的大后方却不能做到。

  怪不得老百姓早已心向真英雄,期盼新中国。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1:16:40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范儿”。。。

  
   军师祭酒 就这样吧~

  1%的岁月静好,和99%的苦难深渊

  前段时间民国热这风刮得很凶,今天上网看到一篇文章,知乎一答主转引的,题目似乎叫《所谓摩登进步的文明社会》,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搜到,搬过来好了。

  文章里有具体数据,没有考证过,细节或有出入,但大体看下来,逻辑是不错的。

  目前喜欢“民国范”的人,大体什么心态,又是怎样的诉求,人们心里也有数。

  民国时代的美好,是文人的美好,民国时代的苦难,却是劳动人民的苦难。

  然而劳动人民都化作血与泥,埋入地底了,只有文人岁月静好的素馨花,还静静开放在血肉滋养的土地之上,被洋大人的镜头摄录下来,成为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

  所以为什么前几天要严打历史虚无主义了——什么是活生生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资本家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看来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必须得要倒过来读,凡是好人肯定是装的,凡是坏人肯定都是被冤枉的,社会是在不断退步的……

  ——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不要,非得跟着我党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共产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网络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专制的野蛮军队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1:17:28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范儿”【续】。。。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叛乱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文化背景不同”。要“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娃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叛乱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家,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和喇嘛,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偏偏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被共产党掩盖的事实真相!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官方的长期宣扬,“西藏应当独立”已经成了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大家可以看看龙腾网上的翻译转载,一提起有关中国的话题,就会有许多外国网民马上扯出西藏的事情……按照这些“海外人权机构”的宣扬,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的“美好时代”,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和人权,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

  美国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雏妓,也是幸福!美国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美国认为你是民主,你就是搞终身执政制、世袭君主制甚至奴隶制,也是民主!美国认为你是独裁,你就是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任期四年不得连任,也是独裁!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英国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笔者旁边就有一套二十四史,顺手抽出来一本翻翻,我们古代用仁做称号的是仁宗吧好··仁宗啊····

  宗室子弟打死人,埋到墙底下,后来墙塌了··尸骸百余···没事

  官员当官后杀死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小姐···没事

  文人打死家里的丫鬟仆人···没事

  欧阳修晚年写诗,诗里讲路上盗匪处处··

  仁宗年赋税增加一倍有余····
·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话语权,掌握在文人手中。

  只要文人幸福,平民就是天天被抢被杀、饿肚皮、交高税、卖儿卖女,也是盛世!文人过的不好,你就是工人能进疗养院、能轻松养活全家、想吃啥吃啥,也是乱世!千万莫要忘记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5-3 21:21:43 | 显示全部楼层

“民国范儿”【续二】。。。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毛主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右派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

  ——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 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12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96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96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96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96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288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 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 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96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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